《诗经》“郑风”情歌的地域特色

刘玉娥

    我国春秋时期郑国的民歌，共有21篇，在“十五国风”中不仅篇幅最多，而且情歌居多，又多为女子歌唱。“郑风”中的女子不仅颜如舜花，而且大胆热烈，敢于追求自由幸福婚姻，迥然不同于京畿之地女子之神态，表现出东迁后郑国欲摆脱礼教束缚、寻求自由的崭新气象，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题记

    《诗经》中的“郑风”为春秋时代郑国的作品，无论就思想内容或是艺术风格都呈现出不同于西周初期西方夷人的风习而呈现出中原文化的精神。《礼记·乐记》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乱世之音”与“亡国之音”，显然是指郑、卫这些由姬姓统治的国家之中，让人明显感受到与周王朝相异的生活情调。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河内本殷之旧都，……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由班固这段话可知，旧说所谓“郑卫之音”，实是居于殷之旧都的郑、卫之人对殷商文化与习俗的承继，这里的诗歌具有很强的反叛精神和很高的文化品位，与“十五国风”中其它地域的民歌相比，不仅篇幅居多，而且情歌占很大的比例，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一、溱与洧，奇险而秀丽的地理环境

     “郑风”民歌产生于溱水、洧水两河交汇之域。溱、洧是中原古代郑国境内两条有名的河流。溱水古称潧水、郐水，发源于河南省新密市白砦乡北董沟附近的老锅岗。东南流经岳村乡至曲梁乡寺河村，为河南郑州市新郑、新密两市界河。洧水发源于新密西南马岭山，流经新密市，南至交流寨与溱水汇合。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云“溱水出郐城西北鸡络坞下，东南流经贾复城西。洧水又东南流，潧水注之。”“潧水又东南，历下田川，迳郐城西，潧水又南，悬流奔壑，崩注丈余，其下积水成潭，广四十许步，渊深难测，又南注于洧。……《诗》所谓溱与洧者也，亦谓之郐水也。”清顾祖禹说：“洧水在密县南十五里，自河南登封县流入县境。又溱水，亦曰郐水，出古郐城西北鸡络坞下，东南流至新郑县而合洧水。”《大清一统志》云：“溱水，在密县东北，流迳新郑县西北，又南流合洧水。一名潧水，或又作郐水。《诗》：‘溱与洧方涣涣兮。’《说文》：‘溱水在郑国南入于洧水。”，于此可知，溱、洧乃中原古代著名河流，沿岸水资源丰富，花木繁盛，景色秀丽，不仅是中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中“郑风”、“郐风”的产生地，而且两河流域还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文化意蕴丰厚。有熊氏之墟和祝融氏之墟皆在此处，古城遗址遍布，古墓葬林立，景观奇险而秀丽。唐代诗人白居易《经溱洧》诗云：“落日驻行骑，呻吟怀古情。郑风变已尽，溱洧至今清。不见士与女，亦无芍药名。”翠云和尚亦有诗：“清山隐隐水迢迢，溱洧交流锦鳞跃。夕阳垂钓柳荫翁，喜看游鱼夺故道。涉水彼岸勺药赠，花从云林赋深情。诗经三百零五篇，溱洧褰裳数郑风。”今新密曲梁乡朱寨村尚存有清同治十二年《创建补修泰山庙总述》碑，其文曰：“密邑东南朱保，清溪萦绕泠泠然含千古之秀者，溱水也。其纳林木深处峦峰绝起层叠而峥嵘者，下泰山也。山之巅殿宇重重，楼阁耸然，清静幽雅游览者，每称胜地焉……”美丽的环境易于陶冶人的情怀，激发人的想象力。“郑风”得山川之助，多情歌与溱洧河畔秀丽的风景是分不开的。溱洧流域美丽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女子的如花容颜，也孕育了浪漫的情歌。

     二、居食溱洧，郑国发达的商贸经济基础

     春秋时期，西周自文、武兴业，到幽王历经270余年，幽王昏庸无道，“艳妻煽方处”，宠爱褒姒，政治昏暗，危机四伏，诸侯叛乱，烽烟迭起，大臣忧惧，无所依傍，人心散乱，民不聊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西周大一统王朝风雨飘摇，王统之根日见动摇。当时任司徒高官的厉王子宣王母弟姬友目睹政局日益危殆，寝食不安，忧心如焚。他曾以自己的后路问计于史伯。史伯告以济、洛、河、颖之间，“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周乱而弊，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若克二邑，邬、弊、补、舟、衣、历、华，君之土也。若前颖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隗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桓公以国之司徒重臣之身份，巧借郑地以“寄孥与贿”，至武公灭郐，迁国溱、洧间。

     郑国东迁溱、洧，居河之滨，地处中原腹心，交通要道，东方齐、鲁的盐渔之利，西方秦、晋的贸易往来，都须经过郑国，而郑国对商旅也采取鼓励、保护的政策。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鼓励商贾的政策，促进了郑国城市经济的繁荣，使郑国很快成为中原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从而为郑国城市文化的发达创造了条件。郑庄公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初登基便靠着智慧和老臣的支持，平定其弟共叔段的叛乱。之后联合齐、鲁，击败宋、卫，讨伐并控制许国，又一举击败周桓王联军，抢割“温地之麦”、“成周之禾”，占领虎牢以东的王畿之地，开创了郑国称霸中原的强盛局面。郑国在东迁之后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并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化。

     都市不仅是商业繁华之地，贵族集居之所，更是物质消费和文化交流胜地。一方面是各级贵族与富商大贾的声色享受：一方面是歌舞艺人为谋生而涌向城市。这些都使本来地处中原腹心，交通发达，经济富庶的郑国都城更加繁华似锦。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也说：“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摄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厚富也。”这正是郑国都市生活的写照。清代学者魏源在《诗古微·桧郑答问》中也曾说：“三河为天下之都会，卫都河内，郑都河南……据天下之中，河山之会，商旅之所走集也。商旅集则货财盛，货财盛则声色辏。”司马迁和魏源之论，都说明春秋时期的郑国，城市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政治清明和乐，社会风向相对文明。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没有经济做基础，社会的文明，人民的安居，文化的繁荣，都将成为一句空话。试想一个城市经济凋敝，荒芜破败，饿殍遍地，民人衣裳槛褛，面呈饥色，哪来的闲情逸志，声色婉歌，又怎么会容颜焕发，姿容靓丽？

     三、周礼的松弛与郑国婚姻观念的改变

     东迁后的郑国思想开放，礼教约束松弛，表现在婚姻方面，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也有自主择偶的自由；既有繁琐的上层婚礼程序，也有简便的民间嫁娶方式；既有上流社会的排场和奢华，也有下层社会的勤俭和苦酸，呈现出传统礼俗与时尚文化的斑斓色彩。从《将仲子》篇中可明显感觉到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制约下的心理活动，虽也有那种“仲可怀也，畏人之多言”害怕父母、兄长责怪、世人议论的无奈。但总体看，还是比较自由的，限制并不是很严格，从先秦典籍《国语》《左传》《诗经·郑风》都可以得到明证。《国语》和《左传》记载周人赋诗言志，引用最多的是《郑风》，听诗以观志，借诗以表情，那些官员、读书人并不因为“郑风”大都是出自女子之口而羞于引用，而是喜欢引用，甚至将闺房之乐用于周旋军国大事，既委婉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和情志，又充分显示出新兴城市人的文化修养和高雅风度。郑国在婚姻方面，尤其是女子有较多的自由，表明郑国思想比较民主，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如《左传·桓公十五年》记载：“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祭仲妻身为世家贵妇，在“从一而终”的周代礼教社会，竟然以“人尽可夫”来引导女儿背叛丈夫。于此可以看出，郑国人对待婚姻的态度，并不像周王畿之地礼教那么森严。《左传·昭公元年》也记载：“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徐吾犯的妹妹具有自由选择夫婿的权利，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说明当时郑国的风俗比较开放，女子在婚姻方面并不太受礼教制约，有较多的自主权。“郑风”之所以多情歌，与这种开放风气有直接关系。

     “郑风”21篇，在“十五国风”中，不仅篇幅居多，而且多为城市劳动妇女和中下层文士的歌唱。《子衿》篇写一个女子回忆曾经和男友在城门楼约会的甜蜜情景，“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这是最早对“城阙”的记载。“郑风”中两次写到“东门”，一为《出其东门》；一为《东门之墠》，从地下考古看，郑国都城的东门是商业繁华区，为人群聚居之地。《东门之墠》的女子对情人既期盼而又不无埋怨地唱着：“东门之埠，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东门外有一道长堤，坡上长着茹藘。所思之人就居住在那一长满茜草的地方，离的虽然很近，可是他不肯前来。这是居住在郑国东门附近的城市劳动妇女的歌唱，热烈而又矜持。《溱洧》诗描写出城市居民游春时的热烈场面，从侧面反映出城市居民生活的富庶和精神的自由昂扬。“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三月上巳节，郑国溱、洧两河交汇处，春水涣涣，男女在岸边欢乐聚会，节日气氛浓厚，场面很热烈，人物的精神面貌很昂奋。《箨兮》中的女子能歌善舞，自豪地唱着：“箨兮箨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箨兮箨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她们满怀激情，邀请那些青年男子与她们对歌。这里表现的是人的生命力的勃发，是人性的自然，没有忸怩，没有虚情，一片率真质朴，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天籁之音。《女曰鸡鸣》中的“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则反映出城市居民安静的生活和文明的风尚。

     文学艺术都是对生活的反映，从“郑风”所表现的内容看，虽有赞美贤人和畋猎的政治抒情诗《缁衣》、《清人》、《羔羊》等，也有风神摇曳的社会风情诗，如《箨兮》、《扬之水》、《出其东门》、《溱洧》等，但更多的则是表达男女情爱的诗，如《将仲子》、《遵大路》、《女曰鸡鸣》、《褰裳》、《山有扶苏》、《丰》、《风雨》、《子衿》、《有女同车》、《野有蔓草》、《叔于田》、《大叔于田》等。“郑风”中的情歌，大多为女子的歌唱。她们性格活泼，感情真挚，所歌所吟，皆透出心灵的真善美。如《狡童》中女子对爱情的炽热与焦虑，食不甘味，睡不安席。《女曰鸡鸣》中女子的娴雅文静，“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山有扶苏》中女子的幽默风趣，“不见子都，乃见狂且。”《风雨》中女子的热烈真挚，于风雨之夜，见到心上人的狂喜：“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子衿》中女子对心上人的翘首企盼，“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东门之墠》中女子的矜持，“岂不尔思？子不我即。”《溱洧》中女子的缠绵，“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赠之以勺药。”《有女同车》中女子的美貌，风度翩翩，“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野有蔓草》中女子清新妩媚，“有美一人，清扬婉兮。”《褰裳》中女子的大胆与泼辣，“子不我思，岂无他人？”《遵大路》中女子的温柔敦厚，“无我魗兮，不寁好也！”《将仲子》中女子的多情与理智，“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这些女子无不是清新自然，天真烂漫，性情活泼，不为礼教所束缚，敢于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即便如 《将仲子》中的女子受到父母诸兄的干涉，“畏我父母”、“畏我诸兄”、“畏人之多言”，透露出父母、诸兄、以及社会对婚姻的干涉，但那种“明拒之实招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的感情表达，可以看出女子自由的空间比起周王畿之地还是比较大的，社会风气是比较开放的。

     民歌由于是地方的歌唱，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甚至人物风采也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烙印。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凡民函五常之性，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这里可以看出班固已开始注意到地域与诗歌艺术的关系，一个地域的诗歌、音乐，或刚柔或缓急或凝重或轻扬，都与当地的水土风习有重要关系。应劭《风俗通·序》说：“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谣异声，鼓舞动作殊形。”从《诗经》“十五国风”中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性以及各种文化对人以及文学作品的影响。如齐地尚富尚奢，好武好勇，《齐风》则多刚，主外在、重浓艳；鲁地安土重迁，尚礼好仁，质朴、含蓄，诗风则少刚偏柔，而多合于仁礼；秦地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且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秦风》中则表现出一种尚武精神和悲壮慷慨的情调。如《无衣》的慷慨从军、同仇敌忾；《驷驖》写贵族游猎；《小戎》思妇怀念征夫，赞扬军容之盛，都表现出尚武的昂扬豪迈的风貌。《黄鸟》的沉郁悲壮，则更加明显地贯注着秦风的血脉精神。相比之下，“郑风”的主体风格则比较柔媚。春秋时代郑国的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河南的郑州、荣阳、登封、新郑、新密一带地方，与王畿比邻，商业繁盛，文化发达，与之相适应的是新声流行，曲调活泼，抒情细腻。当时吴国公子季札在听了乐工演奏“郑风”之后，就由衷赞美道：“美哉，其细已甚！”“郑风”民歌，思想健康、感情真挚，多为风情婉娈之作，尤其诗中所描写的女子完全不同于礼教统治下西周京畿之地的女子，性情率真，泼辣大胆，很少受礼教束缚，更没有扭捏之态，敢于追求男女自由平等，情思缠绵，感情真挚，较之“国风”其他地域民歌，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精神和地域特色。当然，地域文化对诗风的影响是复杂的，某个地域的文风除具有形成主体风格的主要因素外，还有其他相关因素导致的不同风格的存在。这些不同的风格，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着文学和地域文化的不断发展。

     作者单位：郑州师专，中原文化研究所。

注：该资料为新安中学学生专题研究性学习之用。谨向作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工作室新书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