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三贬，先生悦之

——浅析“达观者”苏东坡

高二（13）班 刘思雅  星级：★★★★★

    现代文学讲师刘艳琴女士在散文《来生便嫁苏东坡》中，无不深情地表白着自己对东坡先生的爱慕与情意。她宁愿相信修得今生善事，以换来生如愿以偿，同苏东坡生活在一个时代，体会他的洒脱；她祈盼能活得心随愿迁，山水生色，嫁给他又敬又爱与她生死相依的男人；她憧憬捧着东坡的诗文，背他的笔墨，随他塞北江南山东河西，踏遍山山水水，走进年年岁岁。而在研究东坡的过程中，我也愈来愈强烈地仰慕着这位伟人，钦佩他的真性情。有人概括苏轼一生经历了“三次在朝，十二次外任，八方太守，三次贬居”这样一个“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在我的这篇文章中，我主要想从苏轼三次被贬中来谈谈这个“上帝唯一的骄傲”东坡先生的达观品质。

    “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林语堂先生的这段话，概括了苏轼所有可能的身份，但在他的笔下对苏轼的描述还是过于理想化了，因为苏轼还应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一个苦难者。这一点，苏轼自己也没有忽略掉。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他自己概括了自己的一生：“身似已灰之木，心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下面，我将从“三州”浅析一个“达观者”——苏东坡。

    一、“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铁链凶残地拷走了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文学家，自发来送行的湖州百姓站在路的两旁泪流满面，默默无声，这是公元一零七九年的七月二十八日，中国文学史上最昏暗的一天，然而苏轼黑暗的日子才刚刚开始。持续四十多天的拷打，逼供，最终成就了这场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贬谪黄州。“乌台诗案”从身体和精神上都给苏轼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是这并没有使苏轼噤言检行，他的豪情依旧不减，刚刚从狱中走出来，还没来得及考虑自己的处境，就已经“试拈书笔已如神”了。“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这首诗是苏轼初到黄州时所写的，经历大风大浪洗礼的他，已然变得宠辱不惊。从生死线上走了一趟的苏轼，此时的心态，就如同这黄州的天气一般云淡风清。对于迫害他的那些人，他似乎没有什么怨恨，反而是嘲笑起自己“老来事业转荒唐”了。 

    在好友马正卿的帮助下，苏轼在黄州获得了一块贫瘠的土地，一家人过起了躬耕的生活。躬耕对一般人来说也许没什么，但对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就是一种耻辱了，因为儒家的祖师孔子鄙视士人耕作。但是苏轼却在躬耕中既得以糊口，又找出了快乐：“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东坡八首》），一家人勤勤恳恳，倒也求得一饱。而且在第二年，他又在园中盖起了一座五间房子的农舍，号曰“雪堂”，虽然平时还要寓居临皋亭，但总算有个待客的地方了。苏轼又根据白居易《步东坡》一诗将那块土地名为“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俨然做起陶渊明第二来了：“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他躬耕的生活过的很理直气壮很有骨气：“腐儒粗砺支百年，力耕不受众人怜”。他一直向往归乡退居田里的生活，如今退居田里貌似成真，不过没能回到富饶美丽的眉山，只是在偏僻的小镇黄州而已，但是他也就知足了，因为他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欢迎和爱戴，更重要的是，已经有很多朋友来陪伴他。

    苏轼此时早已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走出来了，他的心态日益趋于旷达和平静。最能体现他此时心态的是另外一首词《定风波》，全词如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的豪情旷达又起，已然能吟啸迎风雨，大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胸怀了，如此壮志豪情，又如此超然不羁，竟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而且苏轼是不肯服老服输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纱》）其实，苏轼的这种精神一直是有儒家积极入世的理念支撑着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如此的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谁能做到？“也无风雨也无晴”，如此的举重若轻，大无大有，哪个能行？我想，屈原做不到，李白也做不到。屈原耿耿于“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仿佛自己是泰山极顶上最高的一棵松树，整个一个孤标傲世，终于成为一个“风必摧之”的林中秀木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李白只会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在走投无路的时刻“拔剑四顾心茫然”，而苏轼不同。黄州，是苏轼涅槃的地方，从黄州起，不，或者说从“乌台诗案”起，就走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苏东坡了。

    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在黄州安置后，几经升迁，在哲宗元祐元年又被召回朝廷，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可谓权重一时。可是新党再起，章惇一伙对“元祐党人”进行疯狂的报复、迫害。苏轼又首当其冲，在被迫害之列。将又重演“乌台诗案”，弹劾苏轼所作之诰词“谤讥先帝”。于是，落职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当他还在赴英州的途中，政敌章惇、蔡京、来之邵等人又不断地在皇帝面前攻击苏轼，说苏轼罪大恶极，贬谪英州仍不足以惩罚。于是，哲宗皇帝又两次对东坡加重处分，把苏轼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在古代，岭南广东是比较落后的，人们称之为蛮瘼之地，气候炎热，疾病较多。经过长期跋涉，苏东坡一行终于在九月进入岭南广东了。当他乘坐的船沿北江顺流而下，行至清远时，看见岭南都是青山绿水，气候宜人，本来就十分高兴。更令他高兴的是，一位姓顾的秀才还热情地向苏东坡介绍了惠州的情况。东坡听了之后，禁不住写下了一首《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恰从神武来弘景，便向罗浮觅稚川。”“香案吏”的来历是：唐代制度，皇帝驾到，起居舍人须分站香案两旁。东坡曾任中书舍人，故自称“香案吏”。“玉堂”，本宫殿名，宋太租曾写了“玉堂之仙”四个字赐给翰林学士苏易简，所以翰林学士又称“玉堂”。苏东坡曾任翰林学士，故自称“玉堂仙”。从这首诗来看，苏东坡认为岭南这个地方还不错，适宜他生活。

    值得安慰的是，苏轼此次南迁，沿途多遇故旧，并得到他们的帮助。尤其是在扬州，以龙图阁知润州事的张耒，怕东坡在路上遇到不测，特地挑选了两名士兵随他南行，沿途照顾他，一直护送到惠州。刚踏入初冬的岭南气候，不冷不热，十分宜人。当苏东坡从船舱中走出来时，看见码头上站满了人，大家都用奇异的眼光望着他，有些人还向他问好。顿时，苏轼热泪盈眶，一首《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便口占而成：“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苏东坡的意思是说：惠州这个地方呀，很熟悉，好像是曾经到过的一样。不然的话，为什么连鸡狗都认识我的呢？惠州的父老乡亲，扶老携幼，都出来迎接我，并问我因什么事而贬到这里。我想，自己可能会像苏武那样，最终还是回到中原去；或许像管宁那样，老死在惠州吧。但，不管怎么样，惠州这个地方那么好，肯定会有人对我很好的。

    当时的惠州经济比较落后，生活水平总体比较低下。集市上每天只杀一只羊，除了卖给官府和有钱人家之外，普通人家是很难买到的。而苏东坡又喜欢肉食，但又不敢和当官的争，故只能和屠夫商量，请屠夫把官宦人家不要的羊脊骨卖给他。东坡不愧是一个美食家，他买回去之后，先把它煮熟，然后涂些酒和薄盐，再放到火炉中去烤一烤，羊脊骨竟然酥香无比，而苏东坡也吃得津津有味，说是“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并写信告诉苏辙，弄得苏辙也哭笑不得。

    苏轼以六十岁老迈之身，流放岭南，由于有过黄州的经验，他的思想也更趋于成熟，他时时地用佛老的思想看待这一切，形成苏东坡式的顿悟和解脱。在一篇《记游松亭》游记中，他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禅悟的过程：“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此处之‘止息、熟歇’。”这既是旅途意义上的休息，也暗示了人生之休歇。人为什么一定在达到某种目标才能休息？正如攀山本不一定要达到山顶的亭宇，处处可以歇脚。悟得此，就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在海中纵游一般。惠州虽远，又有什么不可以养老的呢？于是在惠州白鹤峰买地数亩，起盖房屋，欲作久居之地。随遇而安，成为东坡晚年贬谪生活的一大特色，他与当地百姓情深意笃。苏轼与百姓的关系一直很好，这与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民本”思想有关。惠州之后，苏轼由官为民，这就更使他与民混然一体，他也在民众的生活、特殊的风俗中得到了乐趣。他曾写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便可证明。

    苏轼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的精神实在太出乎世人的预料了，当年韩愈被贬潮洲时，曾凄凉地对前来送行的侄子说：“知汝前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然而苏轼却不这样，来到惠州却吟道：“报道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竟悠然自得，酣然入梦，一觉睡到大天亮。惠州这地方物产丰饶，民风淳朴，每日来拜访苏东坡的朋友络绎不绝，大家真心相待，其乐融融，甚至苏轼在此还学起了酿酒等等，真是不一而足。

    三、“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

    当权者感到苏轼太快活了，传说是因苏轼的一首洒脱的诗引起的。苏轼诗云：“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当政者章惇——当年苏轼的好友，如今东坡的政敌——他读到此诗，颇感不悦，说“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于是有了再贬海南儋州的命令。这次被贬的以苏轼为首的元祐党人，都被贬到了最险恶的偏远之地。史载是当政者根据每人的名字来决定其贬谪之地的。苏轼字子瞻，瞻儋相近，因贬儋州。子由贬雷州，黄庭坚字鲁直，贬宜州。当时，一位测字先生曾经预测：子由所在之雷州，头上有雨水，情况最好。子瞻的儋州有人在，也可生还。唯有鲁直的宜州，宜字去头，恐怕性命难保。后来，果然都一一应验了。而在当时苏轼却认为“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他将家属留在惠州，只身携带幼子苏过过海，全家人痛哭决别。绍圣四年（1097），下令将他贬到海南儋州。苏轼作好了死在海南的心理准备。“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已经六十二岁的他，一代文豪又漂泊在茫茫的大海之上……

    七月，苏轼抵儋州（今海南儋县）。儋州是苏轼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生活之苦难，超过黄、惠二州。苏东坡初抵贬所不久，又遇上一位好官，他是昌化军使张中。张中虽然是个武人，却十分崇拜东坡。东坡到达后，他先安排苏轼父子暂住行衙，随后又派兵卒去修葺伦江驿供东坡居住，并与苏过成了棋友。两个人常在一起下棋，棋艺不佳的东坡便在一旁观战，“陪坐终日，不以为厌也。”不久，苏东坡又向张中要了一点官地来耕种，他深深体会到：“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可是好景不长，雷州知州张逢礼遇苏轼兄弟的事，被人向朝廷告发，宰相章惇立即派酷吏、湖南提举常平官董必专程来岭南察访，董必一来，张中就被勒令停职，结果苏东坡被赶出官舍，张中也遭罢黜致死。临行之前，苏东坡出于感激，连写了三首诗赠给张中，其中一首诗写到：“使君本学武，少诵十三篇。颇能口击贼，戈戟亦森然。才智谁不如，功名叹无缘。”可见张中也是一位怀才不遇之士。另一首诗怀念他们相处的日子：“……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海国此奇士，官居我东邻。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小瓮多自酿，一瓢时见分。……恐无再见日，笑谈来生因。空吟清诗送，不救归装贫。”

    可老百姓却关爱苏轼，为他搭建了三间茅屋栖身，尽管凄凉，东坡不改乐天派本色，他还为茅屋取了个文雅的名字“桄榔庵”，竟有兴致写下了《桄榔庵铭》。面对如此绝境，苏轼没有绝望，他还写到：“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他认为故乡在自己心里，只要心有所安，无处不可作故乡。他说“海南万里真我乡”，要是没有旷达的心境，生活上会是很不适应。这里秋天霖雨不止，一切物件无不发霉。有次，苏东坡从他的帏帐里竟挖出了一升多的死白蚁，而且全都腐烂，令他感叹不已，不由得他不去认真考虑自己的养身之道了。过去，他曾研究过不少的养生术，但都没有完全照搬，而是因地制宜，灵活运用。现在“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败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尝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肢之寒，无可施其冽；流金之暑，无可施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而无间断，虽长生可也。” 

    苏轼大力倡导读书，经过他的努力，好读之风渐渐地兴起。苏轼说：“跫然已可喜，况闻弦涌音”，即不时可以听到书声琅琅，弦歌四起，从此海南才有了考中进士的历史，有诗赞道：“谪居儋耳有三秋，轶事繁多史籍留。劝导庶民兴学馆，写成经义教名流。”姜唐佐就是苏轼培养出来的佼佼者。由于儋州文化与观念落后，当地人病了不医治，说是妖魔作怪，要请巫师捉鬼，杀牛驱邪，牛就成为人们举起屠刀任意砍杀的对象。苏轼向他们传播科学，广泛收集药方，为百姓做好事。苏轼还诚恳地说：“听我苦言，其福永久。”苏轼劝农，劝黎族百姓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可以说苦口婆心。苏轼作为一个异地的汉族贬官对黎族同胞的赤诚之情跃然纸上。儋州县志这样记载：“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

    苏轼住在儋耳，其生计之艰难，真是难以想象。他在写给程德孺（程正辅六弟）的信中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儿子结茅屋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赖十数学生助工，躬泥水之役，愧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他一方面诉苦，一方面又达观自解，这就是苏东坡。他在《闻子由瘦》一诗中，先述“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再言“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意思是说自己比起当地居民来，还算好的了。然而入境随俗，“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

    苏东坡的可贵之处，正是他那种疾恶如仇、不平则鸣，或托事以讽的性格，这种习气到老也未曾改变。苏辙描述其兄在海南的生活：“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山下，独与幼子过负担度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是亦皆罢去。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这才是真实的真正的苏东坡！他学养深厚，才能杰出，文、诗、词无一体不精，书、画、琴无一艺不能；在学术思想上闳通阔达，儒、佛、道兼习，对百家杂说也旁采博收。东坡在海南文化、医药、生产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受到海南人民世世代代的敬仰与怀念。在艰苦的环境里，东坡的笔并没有停留，他以超然的心态，以著书为乐，在儋州创作了诗词140余首，散文等100余篇，书信40余篇。《书传》一部，并对《易传》和《论语》进行修订。他用枯萎的生命书写出了人生与文学的辉煌。

    是啊，苏东坡哪里是在流放？他是生活生命的拓荒者，是文明文化的传播者。今天，我们重读苏东坡，也仿佛置身在他的学生中间，聆听他的教诲，犹如清风拂面，心旌摇荡，为之肃然起敬！难怪今之文学文字爱好者要说“嫁人要嫁苏东坡”。

    结语

    苏东坡曾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不是好人。”是的，在苏东坡身上，既无“头巾气”，无山林隐逸气，亦无以富贵骄人气，无忠臣孝子气，无大作家架子气；既无大臣杜门思过之态，亦无谪宦战战兢兢之态。苏东坡的豪情旷达又起，已然能吟啸迎风雨，大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胸怀了，如此壮志豪情，又如此超然不羁，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了。而且，苏轼是不肯服老服输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他感叹岁月如梭，人生梦短，期望自己能够乐陶陶地尽享人生本真，逃离这世俗的大牢笼（官场），好好作一个生活闲适的人，每日能抚琴弹唱、斟酒品酌、欣赏大自然的溪水流云。

    苏东坡先生有一颗非同寻常的平常心，他可以不因宦海经历而自暴自弃，不因生活颠簸就怨天尤人。他永远以一份静心来面对世间的得失进退，永远以一份激情来化解人生的悲欢离合。这一切正如他的词句那样：“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苦中作乐的功夫是古今少有。无论生活怎样令他失望，他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人生得意时他可以筑一道苏堤，创一代画风；人生失意时，他可以拢田耕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这种旷达豪放了，自古而今，从来未有！

资料来源：

1．百度百科，苏轼，苏东坡。

2．吴泓工作室，刘艳琴《来生便嫁苏东坡》。

3．吴泓工作室，苏轼专题，苏东坡的读书生活。

4．吴泓工作室，专题阅读：苏轼世系、年谱、行踪简编。

5．吴泓工作室，苏轼在黄州（神宗时期-44岁至48岁）陆蓉华、陈小龙。

6．吴泓工作室，苏东坡在惠州(上）（下）（哲宗时期59岁至61岁）王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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