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出走”？

——从经历及作品看萧红离家出走的原因

高二（13）班 蒋馨莹  星级：★★★★

    萧红，作为民国的四大才女之一，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她一生的经历也是令人感到非同寻常的。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弱势群体，究竟是什么让她选择离开那个至少能吃得饱穿得暖的家，而宁愿去流浪街头，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呢？下面我试作分析。

    一、童年时期——“冷暖交织”的家促使她“出走”

    童年是人生中最美好最无忧无虑的时期，正像巴尔扎克所说：“童年原是一生最美妙的阶段，那时的孩子是一朵花，也是一颗果子，是一片懵懵懂懂的聪明，一种永远不息的活动，一股强烈的欲望。”然而，萧红的童年是凄惨的，而且是分裂的。一方面她的生母在她年幼是已经去世，而她的父亲性情暴躁，对萧红也十分冷淡，她与继母也存在很大的隔阂，所以儿时的萧红处在的家庭环境给她留下极大的阴影和伤害，而另一方面祖父的疼爱给予了她极大的温暖。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她的小说《呼兰河传》中看到她童年时的记事。

    《呼兰河传》总共有七章，但从第三章开始就展开了“我”与祖父生活的所闻所感，可见祖父在“我”眼里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文章中“祖父”二字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这不仅体现了萧红对祖父的深深思念，同时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萧红与其他家人的关系是丝毫不亲密的，她的祖母、父亲乃至她的母亲，小说中对他们的描写相对于祖父而言真的少甚之少，甚至比对老厨子和团圆媳妇等等的描写都要少。诚然，关系的冷淡自然不会使萧红对他们有过多的看法和感受，即使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就是有描述，也是抒发对他们的不满，如“我记事很早，在我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祖母用针刺过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欢她。” “从此，我就记住了，我不喜她。”“虽然她也给我糖吃，她咳嗽时吃猪腰烧川贝母，也分给我猪腰，但是我吃了猪腰还是不喜她。”文中一共写了三次“不喜欢”，这就看出萧红对祖母的“不喜欢”是毫不掩盖的，不仅如此，萧红在她病重的时候还吓唬过她，虽然那是孩子无知的体现，但那也反射出萧红对祖母带有孩子气的“憎恨”；当她祖母死了之后，各路亲戚来奔丧时，萧红却毫不知情，她顶着缸帽子想给祖父看时，一进屋“仍是不知道祖父在什么方向，于是我就大喊，正在这喊之间，父亲一脚把我踢翻了，差点没把我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缸帽子也在地上滚着。”按常理来讲，父母面对一个孩子是不会下那么重的手的，看文中“一脚把我推翻”这几个字，倘若她父亲没有用很大的力是不至于把她推翻的，这说明了萧红父亲是非常不欢喜她的。而萧红对父亲也曾有不愉快的描述，她说：“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对于仆人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她对于祖父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而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而萧红在《呼兰河传》也感叹：“等我生来了，第一给了祖父的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总之，家庭给她带来的伤害是无法抹去的，它会随着时间推移在萧红敏感的内心慢慢发酵，最终促使她离家“出走”。

    诗人夏巴尼曾说：“童年乃是人生的重要阶段。人的品性在童年开始形成。我们长大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童年时的所学与所为。”诚然，萧红的童年对塑造她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具有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重要作用。萧红小时候生活在呼兰城，那是一个几近封闭的狭小的地方，如文中说：“呼兰河城里，除了东二道街、西二道街、十字街之外，再就都是些个小胡同了。”因为范围小，区域窄，所以萧红在描述一个大泥坑子的时候都是十分详尽的，再加之萧红本身就住在一个几近封闭的家庭中，每天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玩耍，她家的后花园、家人的寝室以及储藏室都被她描写的淋漓尽致。她之所以可以把非生物研究得那么透彻，很大的原因在于她与人（同龄人的伙伴）的接触太少了。萧红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接触面的：“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同伴，我是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除了她二姑母的儿子小兰有陪她一块玩过，她儿时是没有什么朋友的。儿时与人交流的缺失对她长大后不太懂的处理人际关系是有极大关联的，如果她与她父亲的关系能处理得好，他父亲也不至于一气之下与她断绝了父女关系，甚至把她开除了祖籍，当然，儿时能长期与大自然待在一起也塑造她细腻敏感而富有灵性的心。

    “不料除了后园之外，还有更大的地方，我站在街上，不是看什么热闹，不是看那街上的行人车马，而是心里边想：是不是我将来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

    “我想将来是不是我也可以到那没有人的地方去看一看。”

    原来，儿时的萧红就憧憬着远方，“这股力量”促使天真直率的她离开家园，到另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中去。不完整的家庭构成和自身个性的影响着她走出这个“冷暖交织”的家。

    二、求学期间——女性意识的萌发促使她“出走”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萧红的个性解放也在她中学时代体现出来。

    1896年，沙俄利用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失败，诱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简称《中东铁路合同》），攫取在中国东北修筑、经营中东铁路的特权。哈尔滨作为这条铁路干线的总枢纽“中东铁路管理局”所在地而成了沙俄的殖民地，这无疑给北国的人们带来一种压迫感，但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建设，哈尔滨工商业发展迅猛，大量移民先后拥入，这给哈尔滨带来新气之风，中国民族资本在哈尔滨也有较大发展。十月革命后，哈尔滨形成了沙俄残余盘踞和中国封建军阀割据共存的局面。在这种“两据”共存的局面下，许多群众都有一种想“逃离”的感觉，“逃”或“不逃”的矛盾之感百般缠绕，而这种环境的感染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箫红。

    后来，在1926年8月的时候，东省特别区设立教育局(次年改为教育厅)，收回中东铁路沿线的教育权，并对哈尔滨的学校进行整顿，箫红所在的学校就是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简称“东特女一中”）。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新式教育的熏陶，许多女学生心中的女权意识也慢慢萌发，萧红在学校里和一些个性倔强不甘做贤妻良母的女学生一样，她们不满学校的规章制度的约束，更不满意那些思想守旧陈腐的教员，除了私底下给校长起绰号外，也常常在课堂上顶撞让她们不满意的老师。除此之外，萧红还剪过极短的男生头，当她走在大街上，许多人向她指指点点的时候，她却丝毫不在乎，而且还带有点倔强和光荣地说：“我又不是做什么坏事情，不要你们管！”这与鲁迅《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有些许相似，子君后来离家出走，而萧红后来也是，虽然她们离家的原因不完全相同，但能肯定的一点是，她们都追逐着一个所谓“自由”的东西。虽然萧红当时所表现的行为，都是很浅层面的东西（实际上她们的女性意识是不强的），不算是真正的女权意识，只能说是女权意识的萌芽，但这也说明了她是一个“奴心未死”的女人，她不甘被现世所束缚，挣扎着脱离这个思想守旧严森的家园。

    萧红在中学的时候非常喜爱绘画，她的毕业作品《劳动人民的恩物》还在学校展览，学生老师们都十分赞赏。她的老师高仰山不仅在画画上对学生十分严格，而且在文学上也给萧红极大的启发。此外，萧红的国文老师王荫芬也是她十分敬佩的老师。在当时，学生读写的都是文言文，但王荫芬却独树一帜，她不仅讲授文言文，而且还引入白话文，她还经常在课上讲授鲁迅的杂文选集，萧红在她的影响下，开始大量阅读国内外名著，而且还在校刊发表散文、诗歌。回想萧红的童年，她自幼跟着祖父朗诵古诗，可以说，她的祖父是她的文学上的启蒙老师，再加之她的生父张廷举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曾获奖励师范科举人，还先后在汤原、呼兰等地任教并担任地方教育官员，虽然萧红与他父亲的关系冷淡，但他们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不免会受到一些文学上的影响。林林总总这些，加上萧红本身的文学天赋与对文学的爱好，萧红对知识的渴望愈来愈强，当她中学临毕业时，她的英语老师问她下一步的打算，她说，我要去北京读高中。

    她梦想着去到一个更广更高的文学苍穹，去探索，去饱足自己的心灵。

    三、青年时期——特定时代的影响促使她“出走”

    萧红出生的那一年——1911年，刚好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是中国20世纪第一次历史剧变。

    当时，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一些封建思想和落后文化仍残遗在人们的思想之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死人死了！活人计算著怎么活下去。冬天女人们预备夏季的衣裳；男人们计虑著怎样开始明年的耕种。”

    《生死场》创作的景象就是当时中国乡村社会一个缩影。《生死场》中的人们都好像一群动物似地，把“生”和“死”当作是一个任务，从早忙到晚，连抗日也是一种无意识行动，他们的愚昧无知精神麻木归根到底是国民性的问题，当时的乡村社会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黑白颠倒，野蛮愚昧。而在《呼兰河传》中描写的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更是一种神化了的封建落后文化，这些活动都禁锢和钳制了人们的思想，给人们上了一把精神枷锁。除此之外，那些卖粉条、碾磨、养猪的人，萧红对他们有这样的描述：“他们虽然是拉胡琴、打梆子、叹五更，但是并不是繁华的，并不是一往直前的，并不是他们看见了光明，或是希望着光明，这些都不是的。他们看不见什么是光明的，甚至于根本也不知道，就像太阳照在瞎子的头上了，瞎子也看不见太阳，但瞎子却感到实在是温暖了。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得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逆来的，顺受了。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少”。这些凄苦的语言精辟地体现了当时大多数人的生活，无可奈何，逆来顺受，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当时的乡村社会就是这个样子。“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磨房里那打梆子的，夜里常常是越打越响，他越打得激烈，人们越说那声音凄凉。因为他单单的响音，没有同调。”“每到秋天，在蒿草的当中，也往往开了蓼花，所以引来不少的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闹着。这样一来，不但不觉得繁华，反而更显得荒凉寂寞。”

    总之，这样的乡村社会图景与都市的文明进步是格格不入的。我们能在萧红成名后的作品看出那个社会的堕落，那个时代的腐朽，年轻时候的她自然不会有如此大的感悟，但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氛围敲击着她，随着都市的进入，个性鲜明性格叛逆的她选择了摆脱，选择“出走”就不足为奇了。

    四、结语

    经历了童年、青年时期以及时代的影响，萧红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形成，这对她的终身发展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如果说，萧红在童年与祖父玩耍的时期是她的黄金时代，那么，萧红的出走，标志着另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始，那就是她在文坛上取得的成功！

参考资料：

1. 新浪博客“吴泓工作室”萧红专题课程指南

2. 百度百科 萧红，《呼兰河传》

注：专题学习中提供的学生习作及写后反思，是学生学习其间即时上传到网上的，除了订正错别字外，编者未作其他修改，保留习作原貌。学生文章，语言稚嫩，甚至可能有些文章，借鉴太多，少年错误，在所难免，各位大家，如涉及您的文章，务请不要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