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夫1997年画作《我轻轻地敲门》与

清末海派四杰

    俞晓夫，生于江苏常州。1978年毕业于上海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同年进上海油画雕塑院，从事油画创作。作品在国内展览中多次获奖。并广为收藏家收藏。现为上海油画雕塑院副院长、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理事及艺术委员会委员。

    画家自述：

    画历史画是我的嗜好之一，它能使我摆脱许多困惑得到内心的安宁；能使我在这宁静的历史的大森林里，从从容容的独自散步，间或弯腰捡起一些历史的断片来对话。

    《我轻轻的敲门——纪念海上画家任伯年，吴昌硕、虚谷、蒲作英》画的是我去拜访清末的四位海上画家。这四位画家都是布衣，是带有传奇色彩的充满自身矛盾而又是极为平淡的人物。一方面他们是文人，矜持清高，孤芳自赏，书生气十足; 另一方面, 他们有颇为失意。潦倒。甚至抽大烟弄坏自己的身体。他们身不由己，常常做豪门的食客，为主人们解闷，助助雅兴，以换得一点碎银。一这就是我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一点理解。

    我像往常一样，一头扎进资料室，各种有关的资料对我来说多多益善，尽管以后很可能大多都用不上。值得谈谈的是我对人物服饰的选用。清朝男子服装虽大同小异。但仔细辨认。还是各有不同的味道。我选来选去，最后选用了其中最简陋最不起眼的一种。我凭直觉认为这些绘画大师穿上我选择的服饰一定合体，并且一定会显得寒酸而且好笑。

    在构图上我颇费经营。首先，我把这些人物在纸上摆来插去，让他们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我让他们的情绪也一会儿高亢、一会儿低沉，上下左右，我把他们都折腾得够呛。与此同时，我把他们的具体动作以及衣纹都努力地画出来，把他们的高矮胖瘦、表情以及大体的光影也都尽可能地画出来。就这样，大约画了十几张构图，然后我把这些构图反复咀嚼，定下二至三幅，然后再把这两三幅构图用水粉色各自画上一遍，看看哪幅构图在以后的放大绘制中最不好办。最后，定下最好办的那幅。

    接着便根据构图进行真人化妆拍照，把小构图放大到画布上去，我是用打格子方法放大的。放大后的画面就远不如小构图那么充实了。这时候，我就小心翼翼去思索，通盘地考虑问题，一点也不能着急。空的地方需要充实，充实了又不能显得琐碎。例如画中那张桌子的左角，我不知画了多少次，想破掉那里的单调，就是没办法，后来我突然觉得放上一本字帖不是很好吗？后来一画，果然好了些，而且一本翻开的字帖给画面平添了不少书卷气，真可谓一举两得。意外收获，还有那只白猫，原先设计它在任伯年的怀里，有一天我发觉这种表达太眼熟，有不少人都这么画，于是又改画到现在这个地方。这只猫开始画十几个动态都觉得死板，一次偶然中把猫头的方向转了过来，忽然，我开始产生了一种什么愿望，我马上退到墙角去看画面，这时，这幅画的题目一下子在我的脑子里跳了出来一解决了我一直苦苦思索的题目问题。

    事后，我老是想，为什么作画会有那或多偶然的机缘？想来想去，得不到确定的答案，不过我想，这偶然的机缘后面，也许有着什么必然的联系吧。也就是说，世界原本就是那样子的。

                                               ——俞晓夫《谈谈我的“敲门”》 

    注：《我轻轻的敲门》原稿作于1984年，当年曾引起美术界的极大反响，是俞晓夫最著名的作品。90年代这幅作品去海外展出的行程中受损，后受友人鼓励，于1997年重新绘制了这件画家当年的成名作。

    俞晓夫 1950年生于上海市。画家。兼擅油画、连环画。上海油画雕塑院副院长，教授。1975年至1978年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1988年赴英国留学。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1984年以油画《我轻轻地敲门》震动美术界。

附：

时空错位下的追问

——俞晓夫与《和轻轻地叩门》

    俞晓夫是一位讲究油画技法、追求油画技艺的画家，当西方现代艺术已经步入“后现代”，传统的田园已是满目荒疏。阴差阳错，几十年封闭的中国却相对完好地保存着传统绘画，反而显得充实在绰绰有余并令国人珍惜。画家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创作了油画《我轻轻地叩门》，画家的精到和巧妙之处就是采用了时空错位的手法，将晚清上海四位画家任伯年、吴昌硕、虚谷和蒲作英安排在同一个时空中。画面上的人物在切磋技艺、探讨中国文化和和品茶的同时，仿佛听到门外有叩门声，因此，他们四人将目光集中到大门处。这是一个无比美妙的画面，更美妙的是地上的那只猫也在翘尾回首，与这些“传统人”一同注视着正在叩门的“当地人”，注视着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艺术家。似乎，这四位大家在指问：“你们如何看待传统绘画和当代艺术？”

    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俞晓夫对传统油画技艺的痴迷远远大于他对现代艺术的理解，我们从《我轻轻地叩门》这件作品可以看出，画家除了精心的构图和人物的刻画之外，从另一个角度也表达了作者对现代艺术的怀疑，在“传统”和“现代”中，他始终坚定守候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应该说，俞晓夫的油画更多的都带有回顾性，而且大多是人文的，追溯令他感兴趣的历史片段。一切是在《我轻轻地叩门》这幅作品中，画家在想象中与那些大师共处在同一个空间里，使他在这个时空中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欣慰。但是，当他的叩门式的访问在当代社会逐渐成为个人历史和个人话语之后，其中文学的意味被大大削减。

    这幅作品在用笔上洒脱自如，造型上概括力强，特别是窗外的阳光照射在桌面上和人的脸上，处理得非常到位。准确的是，这是俞晓夫在19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这幅作品创作于1984年，在参加当年举办的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初选时被淘汰，之后在国内美术界引起极大的争议。在以后的许多作品中，画家依然保持着对技巧的深入探索与研究，作品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而其中一些故事仅仅是画家创作的载体，最重要的是这些故事来传达画家的某种情绪，并且，从中，展示其个人技巧和绘画风格。

清末海派四杰

    虚谷（1823～1896），清代著名画家，海上四大家之一，有“晚清画苑第一家”之誉。俗姓朱，名怀仁，僧名虚白，字虚谷，别号紫阳山民、倦鹤，室名觉非庵、古柏草堂、三十七峰草堂。籍新安（今安徽歙县），居广陵（今江苏扬州）。初任清军参将与太平军作战，意有感触，后出家为僧。工山水、花卉、动物、禽鸟，尤长于画松鼠及金鱼。亦擅写真，工隶书。作画有苍秀之趣，敷色清新，造型生动，落笔冷消，别具风格。性情孤僻，非相处情深者不能得其片纸。早年学界画，后以擅画花果、禽鱼、山水著名。风格冷峭新奇，绣雅鲜活，无一笔滞相，匠心独运，别具一格。亦能诗，有《虚谷和尚诗录》。传世作品有《梅花金鱼图》、《松菊图》、《葫芦图》、《蕙兰灵芝图》、《枇耙图》等。

    虚谷的人物造型奇特，章法与众不同。他善于调理把握章法的中、偏、正欹、平奇、虚实、轻重、藏露与布白。使画面空灵，有强烈的空间感。这在长条画幅上表现尤为明显，横斜排列巧妙，气势浩大， 敢于突破常规。平中求奇，从而达到静中有动，虚实相生，生意盎然。

    虚谷的画富有趣味，善于巧妙的夸张，变形是他的一大创造。同时我们还可以从真、舍、直三方面来赏析他的艺术。“真”就是在对本质的东西把握基础上又能加以大胆的主观夸张，以达到更传神的高超的艺术境界。“舍”就是对造型的大胆取舍，虚谷的舍，来得狠，舍得妙，手法高明。“直”又是虚谷用笔用线的一个明显特点，其简练的线条凝重，见直方组合，做到神似、传种，而不是形似。他作画行笔用线是宁方勿圆，顿中见力，见棱见角，下笔肯定，有着强烈的个性。

    虚谷敷色淡雅，重视色调的统一与淳朴的美感。他还善于在色纸古金笺上使用白粉，使其白色荷花、仙鹤毛片和白粉含石绿的折枝兰花等，显得栩栩如生。

    他在界画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其代表作如《瑞莲放参图》、《重建光福寺全景图》等，尤其是他为南海普陀山中的普济寺画十二帧写实山水册页，是界画、传统画融合的神品。这些与受益徽州家乡的古代艺术遗产不无关系。

    任颐是近代著名画家。初名润，字伯年，一字次远，号小楼，(亦作晓楼)。籍贯，浙江山阴人，并非上海人。为避免被造假，即便十五六岁在上海卖画，因此他的画署款多写山阴任颐。任伯年的绘画题材广泛，人物、肖像、山水、花卉、禽鸟无不擅长。用笔用墨，丰富多变，构图新巧，主题突出，疏中有密，虚实相间，浓淡相生，富有诗情画意，清新流畅是他的独特风格。”

    任颐的主要成就是在于人物画和花鸟画方面。往往寥寥数笔，便能把人物整个神态表现出来，着墨不多而意境深远。其线条简练沉着，有力潇洒。他常画钟馗，他笔下的钟馗心胸磊落、不怕鬼，不信邪。他的花鸟画，总是把花与鸟连在一起，禽鸟显得很突出，花卉有时只作背景，整个画面充满了诗的意境。任氏一门中绘画杰出者亦有之，后有“三任”之说（指其叔伯辈的任薰、任熊），但成就最大的无疑当属任颐。

    任伯年结合中国画传统画法，民间画法和西洋画速写，彩色法。确立了独自的画风。擅花鸟画，兼工人物画，尤精肖像画，亦画山水画，能塑像。

    19世纪80年代，为创作鼎盛期，题材广泛、常用隐喻手法。19世纪90年代，创作大量花鸟画，虽思想性没有再超过上一阶段，但画风变得更加大胆简约自然。

    蒲华（1839—1911）晚清画家，书法家，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合称“清末海派四杰”。原名成，字作英，亦作竹英、竹云，号胥山野史、种竹道人，一作胥山外史，斋名九琴十砚斋、芙蓉庵，亦作夫蓉盦、剑胆琴心室、九琴十研楼。浙江省嘉兴人。曾参加科举考试，最终只得秀才，从此绝念仕途，专心致志于艺术创作，后携笔砚出游四方，以卖画为生，最后寓居上海。生性嗜酒，疏懒散漫，有“蒲邋遢”的雅号。去世后由其好友吴昌硕为他料理丧事。传世作品有《倚篷人影出菰芦图》、《荷花图》、《桐荫高士图》。

    蒲华一八九四年冬，定居上海登瀛里（今汉口路、西藏路间），居室名“九琴十砚楼”。交往多海上名家，同吴昌硕尤为密切。蒲华长昌硕十二岁，昌硕幼时便闻蒲华画名。他们相识于距此时的二十年前，关系在师友之间。沪上聚首，挥毫谈艺，互取所长，各自风貌为之一变而愈相近。

    他晚年沪上寓居的登瀛里就“邻伎馆”，也就是说，他家周围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红灯区”——他是否嫖妓我想大可不必担心，因为时年他已有63岁（寓沪上前即他中年时期的情况暂且不管）；但他以“邻伎馆”之便而收了很多妓女跟他学画、做他徒弟的事，已被人绘声绘色地写入其“墓志铭”中，这肯定是确凿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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