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中“我”的精神形象分析

高一（13）班  卓子尹 童彤  星级：★★★★★

    读到钱华老师的《<祝福>中‘我’的形象与文本意义》这篇文章，感触颇深。这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使我在祝福中获得了新的感悟，也是这篇文章使我决心自己的论文也要写《祝福》中“我”的精神形象。但是我对于《祝福》中“我”的逃避问题与钱华老师的观点所见略有不同。钱华老师说：

    这是“我”经历了一番内心挣扎之后的解脱法，用忘却来逃避对这件事的责难。因此，我之再度离开故乡与其说是逃避这个窒息的环境，逃避祥林嫂之死带来的不安与自责，不如说是在逃避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逃避着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必然要面临的社会矛盾。

    钱华老师认为：“我”的逃离是在逃避对祥林嫂的死的责任，是在逃离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必然要面临的社会矛盾。在这里，我的观点是：“我”并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逃避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必然要面临的社会矛盾，而是在心灵经过痛苦的挣扎和思想激烈的思辨后，战胜了矛盾，战胜了绝望，表现出了一种坦然和领悟，挣扎着去寻找和创造生命的意义，并充满痛苦地坚守着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历史责任。下面，我就此观点进行一些阐述。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启蒙教育家。一生创作了许多经典的小说、散文和杂文。阅读鲁迅的小说会发现，每一篇小说都风格迥异，从发人深省的《孔乙己》到充满忏悔的《伤逝》，再到因悲剧而经典的《祝福》，每一篇都存在一个不同的叙述者，每个叙述者扮演的角色，像鲁迅又不是鲁迅，却总能从中找到每一故事的背后都有的深刻的含义，但是仔细研究会发现鲁迅的小说始终有一条相通的精神在贯穿着，联系着每一篇小说的内在精神，那就是“反抗绝望”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祝福》中的“我”获得了不同的意义，一种形而上的内在意义。

    那么什么是“反抗绝望”的精神呢？“反抗绝望”的精神是鲁迅在《野草集》中提出的，其表现了先生从尼采到安德列耶夫现代西方文艺中接受到追寻形上的人生意义的现代意识。如《过客》中所说的“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在近代中国的那个特殊时期，鲁迅有过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有过呐喊却也彷徨，而“反抗绝望”的精神就是鲁迅思想矛盾的斗争结果。在那革命的年代，鲁迅有爱国救国的热情，他的心中有熊熊的烈火，促使他写出战斗性的文章，逼迫他成为革命的战士，但残酷的现实却从空中浇下一盆大雨，心中的火焰变成了微弱的火星，对黑暗现实的失望，使鲁迅产生了救国无门的绝望，绝望于“铁屋子”中的人，也使鲁迅感到了自身所做的事的无意义，对自身价值的意义感到虚无，但是面对绝望和虚无，鲁迅始终没有坠入绝望、虚无的深渊，他选择的是“反抗绝望”。他发出了“我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的呐喊。像尼采说的“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克服它的浑浊、粗粝、不近人情。克服它的嘈杂、不公、狼烟四起。克服它让我们燃烧了万丈豪情又用一场场冷雨浇熄的任性。鲁迅守住了内心的火焰，在那条光荣的荆棘路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那么“反抗绝望”的精神与鲁迅小说又有什么联系呢？在我看来，“反抗绝望”的精神被内化为一条隐性的线索贯穿了鲁迅的小说。这种隐形的精神，它似乎很重要，但似乎也不重要，它好像是那一回事，却又好像不是那一回事，恰如萨洛特在《怀疑的时代》中所说：“这个人物既重要又不重要，他是一切，但又什么也不是”，但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使得现实主义的《呐喊》、《彷徨》中自始至终“徘徊”着一个无名无姓的幽灵。他既没有鲜明的轮廓，又难以形容、无从捉摸，却充实了作品的内在精神。正是这个“难以形容、无从捉摸”的幽灵的存在，使得鲁迅的小说风格迥异，纷繁多样，人物各具个性又有独立意义；也正是因为这个无名幽灵的存在，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总是莫名地飘荡着一种虚无感，存在的虚无，归宿的虚无与自身价值的虚无，诞生了一种类似于“被抛入世界”（海德格尔语）、被投入毫无意义或荒诞的存在之中的感觉（卡夫卡语）的东西，即被称为“无归宿”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就是鲁迅小说中各种各样的“我”，从《伤逝》里的忏悔，徘徊在真实与虚假之间的“我”到《祝福》中反省逃离的“我”，再到《在酒楼上》中颓靡却不堕落的“我”的常与虚无相伴的吕纬甫，更有《孤独者》中的“我”与魏连殳等，他们都是鲁迅笔下“反抗绝望”的不朽人物。

    在《祝福》中，“反抗绝望”的精神、意向主要通过“我”这个形象表现出来。“我”是小说中另一主要人物，同时又是小说的叙述者。“我”是作为祥林嫂精神状态和思想道路的审视者、批评者存在的。

    《祝福》中的“我”，是个接受过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从令人窒息的封建的落后的鲁镇出逃，是为了在新兴的先进文明的城市寻找并实现到自己生命的价值，是为了在当时动荡艰难的中国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但是由于“我”在城市中的地位是依靠自己的知识和劳动谋生的知识分子（被称为自由职业者），这类人思想活跃，反应敏感，统治阶级对他们的思想统治和政治压迫就较之一般群众为烈，所以在城市，“我”更多的感到精神上的痛苦。在投身于人民群众的斗争中时，我是在反抗、追求、失望、挣扎的状态下生活。并且黑暗的现实，令“我”和与“我”一样的革命青年望而生畏，生的威胁、对革命未来的迷惘、内心的无所依托、虚妄的真实存在、自我与周围环境的悲剧性对立等等，使“我”产生了焦虑、恐惧、失望、不安…… 由此“我”再次从城市逃离，为了重获内心的安宁，找回迷失的自己，“我”又回到幻想中的温暖的故乡——鲁镇。但是当“我”回到鲁镇却又惊奇的发现，家乡竟然一成未变，外面经历了各种重大事件的洗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故乡却一点也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一年一度的“祝福”活动照样忙碌，祭神拜佛一样隆重，”；“家家如此，年年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这让“我”瞬间感到了无力与苍老，在外许多年的奋斗，似乎在这里都显得苍白无意义，这一来，虽然“我”逃离了城市的浮躁与动荡，却又极端的陷入了一个无声的世界，虽然故乡的一成不变确实使“我”感到“安宁”，但与接受过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的“我”来说又存在着隔阂与疏离感。鲁镇对于“我”来说虽是故乡但早已没了家，所以只能暂寓在“我”应称之为“四叔”的本家鲁四爷的宅子里。而“我”和鲁四爷的谈话也并不投机，鲁四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其学力低下，“心灵极端冷酷，可以对人的生命丧失做到全然漠视”，他对待祥林嫂的态度与“我”也是截然相反的，在他知道祥林嫂死后，只骂道：“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对人的生命的漠视的落后思想毕露无遗。还有，鲁四老爷“大骂其新党”的行为，对此。姚锋老师有精到的阐释：

    根据“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来看，他对外面的形势发展知道得很少。因为“新党”，是清末对主张或倾向维新的人的称呼：辛亥革命前后，也用它称呼革命党人和拥护革命的人，而鲁四老爷“所骂的还是康有为”，并不是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党人和拥护革命的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鲁镇实际上是与世隔绝的。在这样一个“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的封闭、落后的地方，鲁四老爷是封建理学思想的实际代表者和封建秩序的忠实维护者。

    由此，“我”与鲁四爷不可能相处得好，甚至“我”是不早不迟，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搅他，在他心中也该是一个谬种，“便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趁早放宽了他的心”。

    鲁镇和鲁四老爷是使“我”决计要走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为什么不能安住呢？原来，昨天遇见祥林嫂时她问了“我”几个问题：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吗？”

    正是这几个问题，使“我”“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而“我”回答：

    “也许有罢，——我想。”

    “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

    “那是，……实在，我说不清……。”

    “我”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自然是不信什么魂灵什么地狱的，并且也清楚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存在的，而祥林嫂也正是需要这样的答案，但“我”为什么还会回答得如此惶急敷衍呢？这是因为“我”是从祥林嫂的角度来思考的，因为关心她，在乎她的生命，不想增添末路人的烦恼，所以“我”以惯性思维（认为农村的人总是信鬼神）来回答“有罢”，对比试想一下，如果是一个自私自利、自恃清高、只在乎自己的生命的知识分子来回答的话，他肯定是有问就答，不假思索，实事求是地回答祥林嫂的问题，更甚乎还会因为觉得祥林嫂愚昧厌烦，回答都懒得回答了呢。这里也说明“我”是一个真正对革命对改造国民用心的人，“我”不是那种凭自己认得几个字，懂点革命的皮毛就自恃清高、洋洋得意，遇人就卖弄自己可怜的知识的、看不起底层人民的人，“我”真切地同情那些受苦的人民，认真的思考那些愚昧的人民的命运，不断地反省自己的作为。一个懂得反省的人，是越挫越勇的，由此，“我”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责任的。回到祥林嫂的问题上，在这里因为“我”缺乏对祥林嫂处境的充分理解，“好心”的肯定反而增添了祥林嫂死亡的痛苦，当“我”深思过后意识到这点时，“我”也就背负上了祥林嫂死亡的十字架，“我”开始觉得：

    “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而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活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

    这时“我”的内心进行了一系列的猜测推想，反复的揣摩，心灵在紧张的思辨后，自笑自笑的得出结论：

    “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这一思想转变的细节，不正是很好的体现了“我”在“反抗绝望”中通过紧张的心灵挣扎和思辨中摆脱随遇而安的态度，“坦然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的精神吗？如此有深刻意义的“反抗绝望”的精神就这样被鲁迅巧妙的通过一个小小的心理活动细节融入小说的人物中，那种坚韧的性格在“我”们中无处不在，鲁迅真是伟大。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即使“我”用“说不清”来自我安慰，但内心还是不安逸，“我”想找一个内心解放的出口，所以决定“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这里又一次出现了“走”的心理活动，对比上一处这次是因为祥林嫂。而令“我”所不安逸的事还是发生了。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不小心听到的一句话，立刻勾住了“我”的心，“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这时的“我”已经把祥林嫂的死的责任背在自己身上了，所以对这种容易令人猜测联想的内涵话迫切地想证实。于是“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样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

    此时“我”证实到祥林嫂的死，起先觉得惊慌，在一想之后觉得已经发生的事，也改变不了，心里渐渐轻松。这是经过充分的深思后，找到了一条解脱的道路，在绝望中挣扎出“轻松”与“舒畅”来。并且“无归宿”感的“反抗绝望”人生哲学也来自对自我的深思与反省。通过反省“我”最终意识到自我，意识到“我存在”的实际状况，意识到自我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并且不可分割的时候，“我”只能选择直面人生，反抗绝望，痛苦地坚守着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历史责任，因为“越是对自身的存在状况体验得深刻，那么也就越加趋近于对自我存在与世界存在的无法分割的联系的理解。”在这里补充一点，与祥林嫂的故事，也从精神思想方面体现了“我”迫切想要逃离鲁镇的原因，因为如果“我”不是好心人，而是和鲁镇上的人的思想一样漠视生命，歧视祥林嫂的话，也许面对这样的问题，也能像那短工一样冷淡从容的真实地回答了，所以这里又一次的表现出“我”与鲁镇的格格不入，鲁镇人们封建的思想与“我”的人权思想的不可比拟性，“我”显然也意识到自身与鲁镇环境的对立了这一点，不怪乎“我”总是说“明天我决计要走了”。

    综上，“我”与鲁镇和鲁四老爷的故事；与“我”与祥林嫂的故事，两场疾风迅雨像催赶着旅人匆匆离开一样催赶着“我”出走的步伐。体现了《祝福》中“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这种模式本身也蕴含着“反抗绝望”的精神。而“反抗绝望”作为一种自我存在方式必然表现为两种相互关联的趋向：一方面，它倾向于走出自身，超越自身，传播自身于社会中间；而另一方面，在“走出”的过程中，它也可能汲取从外部积累的经验，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反映。这里提到“出走”的过程，“走”是经过心灵的紧张思辨而产生的对于世界与自我的“双重绝望”的挑战态度，是意识到了无可挽回的悲剧结局后的反抗与抉择，是深刻领会了“过去”、“未来”与“现在”的有机性而采取的现实性的人生哲学。“走”的生命形态是对自我的肯定，是对“绝望”的抗战。其实人生就是一场接着一场的逃离，逃离并不是逃避自己的责任，逃避社会现实，而是给自己一个反省机会，给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开始，抛弃或隐藏痛苦，昂首挺胸，干脆利落地走向新的未来。”

资料参考：

1．浅谈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

2．反抗绝望人生哲学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

3．吴泓工作室新浪微博鲁迅专题课程指南

注：专题学习中提供的学生习作及写后反思，是学生学习其间即时上传到网上的，除了订正错别字外，编者未作其他修改，保留习作原貌。学生文章，语言稚嫩，甚至可能有些文章，借鉴太多，少年错误，在所难免，各位大家，如涉及您的文章，务请不要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