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乡下人”内涵探微

丁少杰

    摘要：沈从文真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乡下人”吗？他为何一直自称是“乡下人”？该文结合沈从文的进军都市的进程，对其“乡下人”称谓的微妙心理和复杂的内涵进行深入的探讨。“乡下人”称谓既是沈从文思乡情怀的表现，也是他最需要的精神寄托和动力的源泉，既是他用来对抗都市的复仇武器，也是对都市进行的一种文化弥补方式，当然也是他一生根深蒂固的审美追求，更为重要的是，“乡下人”内涵前后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是发生了质的转换。

    关键词：都市化；乡下人；文体；梦呓    

    一、沈从文真是一个乡下人吗

    “我是一个乡下人”，沈从文如是说，并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喃喃地提及，在现当代文学中，“乡下人”简直成了沈从文的代称。人们不禁要问：沈从文真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乡下人吗？是物质上还是在精神或心理上？是从来就是，还是另有曲折？

    仔细揣摩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历程，就不难发现，他的“乡下人”身份经历了三个阶段：

    1、乡巴佬时期。当郁达夫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走进一间既窄且霉的小屋，看到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正拥衾写作时，沈从文正身无分文，一贫如洗，吃了上顿不知下顿，没有名气，没有靠山，寄出的文稿也都被扔进了废纸篓，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时由于不认识新式标点符号，得了零分——他被都市拒之门外！一个“大鸭蛋”表明，此时的沈从文，是个彻头彻尾“乡下人”。于是，他夜以继日地勤奋写作，他四面出击，不断尝试着各种文体的写作，作品里的人物也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他削尖了脑袋，拼命想挤进都市的大门。

    2、精神与肉体（物质生活）分裂时期。作为一个作家，沈从文在都市是靠立文来实现其立世的目的，而实现立文的标志便是形成作家自己的创作特色和独特的文体。在题材上，沈从文欣喜地挖掘了“湘西”这幅神奇的田园牧歌式的“画卷”，配合着题材，他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独特的叙事角度和行文方式。他的作品并不靠情节的奇巧或人物性格的复杂取胜，他最打动我们的，是他极力所营造的一种朦胧的抒情氛围，“那字里行间、那人物情景中氤氲着的情感构成了对读者最大的亲合力[sup]（1）[/sup]”。创作特色和独特文体的确立，标志着沈从文完成了“都市化”进程中的关键步骤。他于1929年任教中国公学，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的任教，便是都市对他接纳的一个明证。自此，沈从文一边念叨着“乡下人”，泼墨重彩描绘他的湘西风情画，一边从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在以胡适为核心的一个教授和留洋学生的沙龙里，过着衣食无忧的都市文化人生活，他甚至还获得了平津几家颇有影响的文艺报刊的青睐。这个时期，沈从文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一剖为二，他吃着都市的饭，说着“乡下人”的话，这时候，他开始有余力来深入关照都市社会，并直面都市，创作了系列讽刺小说。
   3、都市绅士时期。1934年之后，即沈从文于1934年冬天返回湘西以后，作者的心理发生了大突转，那个已经构筑得相当完整的风情画卷被赤裸裸的现实撕得粉碎，作者不得不直面无情而丑陋现实的一种矛盾、复杂的破灭感，在《长河》、《雪晴》中表露无遗。

    一个最具魅力的创作源泉枯竭了！返回都市后，把沈从文创作视野也从乡下转移到了都市世界，并明显地融进了作者自身的生活轨迹与思想。这个时期的都市小说与之前的相比，表现出作者的自我定位已经由一个带着冷笑与嘲讽神情的都市旁观者，一转而成为一个为都市和自身理想苦苦探求的都市人，某些伤口很显然融进了作者自身的生活轨迹，深深浸透着作者自己的想法与思考。如写于1935年的《八骏图》，人们多认为这是对都市人的虚伪和在压抑下变态人性的一种讽刺，本人以为，如果结合《水云》来看，则《八骏图》的主人公达士先生的所想所做，显然是《水云》中作者经历的艺术化。整部作品充满着淡淡的含笑的温情，包括对众教授言行不一的描述，作者惯常的讽刺意图已经退居其次，更主要的是对教授们的同情和有所会心的理解。作者初到北京时烙下的伤口与强烈的复仇感，特别是敌对的态度在这些作品中明显地淡化了。精神世界的最后一块阵地被无情的现实攻破而宣告瓦解，“都市人”心态的自然流露，表明沈从文也终于成为了一个“表里如一”的“都市人”，一个都市的绅士。

    由此可见，沈从文的“乡下人”并不是“从一而终”的，他从一个彻头彻尾的乡下人，几经奋斗、几经磨难、几经“蜕变”，最终完成了向“都市人”的转变，也就是说，他的“乡下人”的自称，有时是名实不符的。既然如此，他为何又对“乡下人”情有独钟呢？“对于沈从文的这种情感价值取向, 我们恐怕不能简单归之于乡下人的自尊与好恶, 而应从更深的文化心理层面来透视这种现象” [sup]（2）[/sup]，但是，仅仅是“源于其内心深处的文化自卑情结”[sup]（3）[/sup]吗？我们有必要对沈从文的创作心理作更深入的探究，甚至是大胆的揣测。

    二、“乡下人”微妙心理与复杂内涵探微

    1、自卑心理——“异乡人”和“乡下人”。那个初入京城，身无分文走投无路，被拒被辱的“乡下人”经历，那段历经血与泪磨难的“攻城”战，在沈从文自卑又自尊的心中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甚至烙下了永不能愈合的伤口。以至于此后沈从文尽管已在都市立足，但总不能轻易消除这种对都市的自卑感。他清楚地认识到，他原本就是一个“双料”的“乡下人”，他知道反正不能掩饰这种事实，也不能回避自己内心长期形成和入城后进一步暴露、加深的自卑感，如果他不能抹去自己心头的“乡下人”自卑阴影和“都市人”对他的灰色印象，他就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都市人”，所以索性亮出底牌——乡下人，他是循着“以退为进”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理而这样做的。

    2、复仇心理的驱动。自卑的反面，是更强烈的自尊。都市对沈从文曾经的伤害以及造成他此后永久的伤口与自卑，使他对都市充满了敌意，从开始的一心想进入都市而不可得，到来后已经在都市站稳脚跟却反而一再强调自己的“乡下人”身份，正是这种复仇与敌视心理的驱动。沈从文显然曾经沉浸在巨大的奋斗决心与愤怒的复仇欲望之中，这种急躁与速成心理在他创作上表现出的是笔法题材的杂乱和写作模式的套用，有像郁达夫的，有像张天翼的，对童年趣事的描写则与鲁迅的《社戏》相当接近。随着奋斗的日渐顺利和对都市了解的深入，沈从文对都市的失望与厌恶也日渐加深，抵触情绪越来越浓；与此同时，都市对他的仍然的鄙视与排斥，却让沈从文产生相反的，比抵抗性更强更浓的成为一个“都市人”的愿望与决心，并相反相成地促使他从原先的无意识到自觉地充当一个抒情歌手，从一个原本自卑的“乡下人”反过来以“乡下人”以及他背后那一片充满原始野性的土地为武器，歌颂湘西的神奇美妙世界来与都市相抗衡，他在努力地扬己之长，攻“敌”之短，实现优势转换以期抵消自卑感，并努力达到在一定程度上的超越。这两种相激相长的心理构成了沈从文都市化进程的独特性。

    3、审美的取向。沈从文对都市世界的向往之心，首先是被一批进步杂志征服的，从而倾心于那“耳目一新的世界”，倾心于那“新的人生智慧光辉[sup]（4）[/sup]”，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他“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sup]（5）[/sup]”才进入的城市及其文明，与他一直以来的想象与期望相差太大了，一种厌恶感与羞耻感使他强烈地要把自己与“文明人”区别开来，相对于“都市文明人”的虚伪做作，沈从文自然地找到了“乡下人”的洒脱、纯真与热情，“乡下人”的自称符合了他一贯的审美取向。

    4、精神的皈依。沈从文进军都市的进程是异常艰辛的，“异乡人”孤立无援时需要一种可以信托的依靠和精神上的支撑，“乡下人”所代表的湘西文明便恰倒好处地给予了沈从文坚韧、固执、永不服输、勇往直前的力量和受挫时进行休整的港湾。当沈从文在物质生活上实际已成为都市人之后，在情感上，却难以迅速产生亲切融入的认同感，而一想起乡下，这种亲切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就像流离的游子扑进母亲的怀抱，需要重温、倾诉与抚慰，这是沈从文在情感上的皈依。

    5、畅销的“卖点”。当沈从文抓住“乡下人”这把武器与救命稻草之后，关于“乡下人”的湘西题材创作，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广泛认同和随之而来的金钱、地位与声誉，而一个知名作家和大学教授经常称自己为“乡下人”，也的确激起或迎合了部分“都市人”的猎奇心理。“乡下人”，已经成为沈从文的知名“品牌”，“乡下人”的反复自称，或许在沈从文的潜意识里，也渗入了广告的因素。

    6、优势心理。当沈从文的小说为都市广泛接受并倍受亲睐后，他相信，他扬己之长，攻“敌”之短的策略取得了实效，他所期待的“优势转换”甚至超越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实现，而在这种心理支配下的自称“乡下人”，便是一种优势感和标榜心理的体现。另一方面，湘西文明一经作者的回忆、深层挖掘和刻意营造与美化，连沈从文自己也整个儿地陷了进去，并且愈陷愈深，他确信在那里找到了善良、美、真与他潜意识里推崇的生命的神性。

    对于有着苗族血统的沈从文，在他的意识里，“乡下人”还有着“少数民族”的特指。少数民族在社会中一直受压抑和蔑视，种族的屈辱感和使命感使沈从文在双重自卑心理下却反其道而行自称“乡下人”，充当抒情歌手，展示“正统”都市文明最缺乏而苗族文明最富魅力与神性的一面，并努力实现某方面的超越，担负起发扬和光大苗族文化的重担，以此求得一种民族间的平衡，改变过去苗族与苗族文化长期闭塞和受歧视受排斥的历史。这种想法的出现是沈从文最初自称“乡下人”时根本不敢想象的，它是在取得一定效果之后“纵深发展”的结果。沈从文要向都市世界证明，“乡下人”世界（尤其是苗族）具有一种比都市社会更自然、更健康的文明，不仅如此，“乡下人”也照样可以进入“都市世界”并且过得很好，而沈从文便自觉地充当了这个先锋与旗手。

    7、内涵的转换。沈从文所称的“乡下人”，前后并不完全一致，后期至少在侧重点上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甚至是质的转换，有了其新的内涵。它在实际上已不同于普通意义上所指的“乡下人”。这是长期以来不为多数人所注意的很重要的一点。一般所指的乡下人，代表的是贫困、愚昧和落后，没见过世面，而沈从文在基于上文所述的“优势心理”驱动下所称的“乡下人”，却是与他湘西系列小说创作，特别是中后期小说创作的“乡下人”相对应的，他们活泼、纯真、浪漫、勇敢，具有自然人性之美及某种神秘色彩。沈从文曾经说过：“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sup]（6）[/sup]”沈从文说得如此坦诚，如此坦然，如此坦荡，在“毫无骄傲”的口气下，他俨然一副真理在握的自信与从容，以“精神、文明胜利者”自居。沈从文正是明显地意识到自身地位的变化以及由自己的创作而赋予“乡下人”称谓的新内涵后，才如此放心大胆地坚持。而这样的转换，是沈从文原先所不敢奢望的，是他的“风情画卷”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之后不知不觉地进行着的，就如量变到一定程度之后的悄然质变。他是如何地迷恋并热烈地赞美湘西世界的人与事啊，并且他也曾承认以苗族文化为豪，正是这些“乡下人”与城市人截然不同的，有独特式样的，具有自然人性之美的爱憎与哀乐及其“式样”，让沈从文一往情深！

    8、一厢情愿的“梦呓”。“乡下人”内涵的转换尽管在悄悄地进行，但是，沈从文砍掉愚昧和落后一面的“乡下人”和湘西风情画卷，它们的前提是，它们只能纯粹地存活在他的想象和文字世界当中，它们的实质是，它们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梦呓”！千里长河和野性的土地赋予了沈从文感性的流动的抒情气质，造就了一个天生的诗人，一个天生的唯美抒情歌手，他的天性渗透着楚文化的热烈奔放与富于幻想，渗透着神巫结合的迷狂。当沈从文写出《雨后》、《阿黑小史》、《龙珠》等作品后，连他本人也被自己所画的狂热、抽象的牧歌图所迷惑了，沈从文原本朦胧、飘忽的“梦呓”，变得越来越抽象、空灵，他“看到一些符号，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韵，无文字的歌”，他“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sup]（7）[/sup]”，他要去造的是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的“希腊小庙[sup]（8）[/sup]”，他要描绘的是一幅宁静、优美和谐的黄昏牧歌图，他要歌唱的是雄强、热情、纯真、朴实而又具原始神性的“人性”，尽管那“希腊小庙”与黄昏牧歌图在一开始并且一直具有明显的美化、逃避与一厢情愿的色彩。当他明显地感受到那种落后、浑噩、麻木以及“人生无常”的幻灭感时，也还是把它们与纯真、朴实与浪漫模糊地相融在一起，难分彼此，以此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与“梦”中的满足，这种心态在《边城》中达到了顶峰。

    沈从文乐此不倦地挖掘他的“梦呓”，有多方面的因素，既是他思乡情怀的表现，也是他最需要的精神寄托和动力的源泉，既是他用来对抗都市的武器，也是对都市进行的一种文化弥补方式，当然也是他一生根深蒂固的审美追求。然而，不管沈从文内心是多么地狂热真诚，他的梦呓的本质决定了他所描绘的湘西牧歌图是理想化的，是“过去式”的，对现实来说是虚幻的，当现实与梦呓相背对，最终无可奈何的幻灭是它注定的结局。

    “乡下人”的复杂内涵始终与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创作紧密相连，“乡下人”不仅是沈从文的自称，也是他湘西系列小说当中的主人公。“乡下人”最终融入都市的结局，就如同他的湘西牧歌“梦呓”在现实面前的最终幻灭，作者最富魅力的才情和根深蒂固的审美感受成了飘浮无根的“空中楼阁”。梦呓的逐渐破灭将沈从文一步步直到完全推向都市，而与都市的进一步融合，又使他逐渐远离湘西世界。沈从文最具魅力的创作源泉的消失，也就预示着他创作生命的终结。

参考文献：

（1）马为华.论沈从文“乡下人”心态的二重性[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四期.第118页。

（2）、（3）任葆华.沈从文小说乡村文化价值取向的心理分析[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一期.第65页。

（4）、（5）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选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第126、128页。

（6）、（8）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第229、228页。

（7）沈从文.烛虚.沈从文选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第96页。

作者：丁少杰   丽水学院中文系 浙江丽水323000

注：该资料为新安中学学生专题研究性学习之用。谨向作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