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谜，它有着太多的秘密没有被我们揭开。可是，它实在是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诗经》是我们民族最美丽最缥缈的传说，可它离我们那么近，“诗云”与“子曰”并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圣经，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与判断，甚至我们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蒙它赐予——所谓“赋诗言志”。但它又总是与我们保持着距离——“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我们已经把“子曰”完全历史化，孔子其人其事已经凿凿可信，铭刻在历史之柱上，而作为“诗云”的《诗经》，却一直不肯降为历史——虽然我们也曾认定它与其他经典一样，是史，但那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它本来就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表达“愿望”，如果说它是我们的心灵史，那倒很准确。它确是反映了周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堪称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也因此为它冠以“现实主义”之名，但它真正的价值是它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痛与爱、愤怒与柔情、遗憾与追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痛苦着他们的痛苦，追求着他们的追求”。它永远是鲜活的生活之树，而不是灰色的理论与道德教条。虽然，从孔子及其门徒开始，我们就在竭力把它道德化；至少从汉代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把它学术化，但它永远是诗，是艺术，是感性的、美丽的，是作用于我们的心灵与情感并一直在感动我们而不是教训我们的。是的，它应该是，也一直是大众的至爱，是我们心灵的寄托与表达。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事实上，我们无论对《诗经》本身及其中具体诗篇的解释，还是对《诗经》的搜集编辑成书、分类标准及意图，及它所呈现出的艺术独特风采，都莫衷一是。莫衷一是的事实表明我们都只是在臆测，在推断，而不是在证明与发现。是的，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诗经》中的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不同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起来已经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是全体的无能，从而无力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便只好就这么得过且过，大家一齐装糊涂，往前挨日子。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关于《诗经》的搜集、编辑，《诗经》既是辑录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左右的诗歌，至少其中的十五国风产生的空间范围又大得惊人：黄河流域、江汉流域及汝水一带全在其中，那么，如此漫长的时间和如此辽阔的空间，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产生的诗歌搜集到一起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的《汉书·食货志》和何休的《公羊传》注，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

　　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传》注）

　　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只是一个缺乏证据的推断，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在那样一个前提之下——时间五百年左右，空间辽阔浩渺——那么，《诗经》之结集，必有这么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之后，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来自于“采诗”的说法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于“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是《国语·周语》“召公谏厉王”一段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公卿列士们的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诗经》中大、小雅部分来看，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更有一些诗，据说是写于周厉王时候，如《板》《荡》《桑柔》，在周厉王以杀人来弭谤的时候，这样的诗，大约也不好献上去。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也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如果这个工作历经多人之手，那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物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看，它的作者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但这确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抗战之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发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等四篇文章，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１９８１年，朱先生又把这四篇文章和写于１９４６年的另一篇文章结集重新印发，以《诗三百篇探故》的书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朱先生一定颇寂寞，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却没有人来与他讨论，他扔出了白手套，却没有人拾起来。换一个时地，他再扔一次，仍然没有人应战。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因为这事惹不起，大家一齐都躲起来了。

　　上述种种学术上的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事实上，正如苏格拉底早就警告过的，“学术”在“美”这样的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纯洁的爱情是没有背景的，真正的文学欣赏也可能正是没有学术性的，我们是否被感动、被感染，是文学欣赏是否发生的唯一标准，而我们是否还能被感动或被感染，正是我们是否具有欣赏能力的重要标志。正如一个人对他所追求的绝世佳人身世背景的过分关注，会让我们怀疑他的真正用心一样，过分学术化的文学研究，也让我们怀疑他是否有“爱”文学的能力，甚至是否真的爱文学，还是仅仅因为这种学术研究能给他带来世俗的好处。所以我有时大逆不道地劝我的学生不要去读学者们的文学史。学术化的东西有时很煞文学的风景。

　　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东晋名相谢安曾问谢家的子弟们：《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后来淝水之战的主帅谢玄答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这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诗经》中哪一篇最美，我一定回答说是《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不是吗？我们可能只是无意中向窗外的月夜一瞥，却看见了如此美丽的一幕。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温暖、柔和，并不刺戳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她只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一首诗，竟有如此的大圆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３０５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个例子。《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来源：[ 《中学生阅读》高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