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题和意义

（一）作品的主题。作者以人鬼幻化的浪漫过程表现了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虽说从情节上看，杜丽娘缺乏一个贯穿始终的对立面，因此全剧没有形成集中的戏剧冲突，但是戏剧冲突仍然存在。这就是以杜宝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势力与以杜丽娘为代表的争取爱情自由的力量之间的斗争。杜宝等长辈要求杜丽娘一丝不苟地按封建礼教行事，强烈压制她的青春意识，以至于她忧闷而死。杜丽娘为了复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虽说斗争的对象不再是父亲，但是仍属与封建礼教的斗争。而杜宝在杜丽娘复生后，仍然从封建礼教的立场出发，固执地封杀其自由生活的权力，不认女儿女婿，强迫他们分开。而杜丽娘则要冲破封建牢笼，争取自由，死后仍不放弃反抗，因爱而生。生后不顾父亲残暴的压迫，甚至上朝亲自与其斗争。作者通过描写这场生死冲突和杜丽娘的奇特遭遇，批判了封建礼教的残酷和不合理，歌颂了青年一代争取自由恋爱理想婚姻，反抗礼教的不屈不挠的斗志，赞扬了他们强烈的个性解放意识。这个主题与《西厢记》很类似，但在表现上比《西厢记》感情更为强烈，更有时代特色。

（二）作品的社会意义和时代精神

１、作者以反封建礼教作为创作目的，把戏剧冲突提炼到情与理对立的高度，用情与理的冲突贯穿全剧。情在作品中表理为杜丽娘对柳梦梅的爱情，理则是主流社会对杜丽娘爱情的扼杀，其内核是程朱理学。“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作者正是通过杜丽娘与杜宝、甄夫人和陈最良等封建正统势力的矛盾冲突，用杜丽娘这一形象包含的全部艺术魅力，表达了情与理之间不可调合的矛盾冲突。同时，作者的扬情抑理，尊情反理，表现了他情高于理，情胜于理的理想。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都显得异常的自觉。可见作者将杜丽娘这个人物作为了情的化身，用她与理对抗。情之所以不能伸张是由于理的压抑，而情大于理，甚至可以超越生死界限，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战胜的。他已经将情的作用神化了，可以说将情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极度尊情的主张，是晚明社会上要求个性解放主张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这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不顾一切的热情，就像狂风巨浪一样，具有摧垮封建伦理堤防的强大力量。作品的完满结局，则是情能战胜一切理的象征。

２、作品用情与理的冲突和尊情抑理的主张，表现明代社会生活中传统观念与新生思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这是当时市民社会的萌芽和封建社会的势力之间不可调和矛盾的再现。因而作品的戏剧冲突和主题都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作品通过封建礼教将青春意识觉醒的杜丽娘迫害至死，而且仍然不放过的描写，反映了明代理学的影响空前强大，尤其是在婚姻家庭方面这一事实。比如《明史．列女传》收入了二百余人，比历代史书上的总和还多。而宋代也是理学盛行的时代，而且《宋史》比《明史》长一倍，但其《列女传》也只收入了四十余人。可见主张抑情抑欲的思想已经成为加在妇女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有着空前的广泛性。而深受其害的妇女，对此也有切骨之恨。这样，她们要求冲破封建桎梏的愿望也就空前强烈。但在现实中却不可能实现。而市民奉行的价值原则是实用主义，功利至上，最少抽象教条，而对一切成例嗤之以鼻。但作为一个弱小的新生力量，其愿望在强在封建环境中无法实现，于是作品中便用写实的手法写出了描写了存在于现实中的普遍现象，并且用悲剧来表现。而且用幻化的手法象征了美满的婚恋只可能在理想中存在。这是一种悲剧意识。我们在阅读作品时，还是时不时地能听见四百年前作者的沉重叹息。这种情与理的冲突，是晚明文化思潮中的基本矛盾，也是晚明文学的基本主题。

３、戏剧冲突是在现实和幻想两个世界中交叉展开进行的，幻想世界里是自由的，现实世界则是残酷的。叛逆者要借助于理想才能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最后的矛盾的解决是靠了皇帝的恩准，这既曲折地反映了明代萌生的市民社会对于美德好生活的憧憬，而对现实的憎恶，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依赖和幻想，他们只能在封建当局的庇护下才能生存。

由此可见，作品的主题与《西厢记》类似，但对于社会意义更为深刻，与时代特点更为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