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北京《青年时讯》锺蓓女士来信采访，以下是我的覆信。

问：李皖在12年前曾描述过大陆的乐评状况：「大陆的乐评人很少用耳朵听，也很少用眼睛看，他用鼻子写作，嗅呵嗅地嗅出许多乐坛内幕来。从包装到签约，从定位到企画，如今是违约和跳槽。商人们的事，难得有那么多的乐评人跟著起哄。」并说道：「大陆乐评快成经济评息了，乐评人快改名工业分析师了」。在唱片工业发展更为成熟的台湾，「乐评人」与乐坛、唱片公司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答：台湾和大陆的情况真是两样的。我曾经说过：近二十年来，台湾的媒体几乎从来没有能够创造出真正对音乐市场或唱片工作者产生具体影响力的评论空间。较诸同样在报章版面上步步撤退的「影评」和「书评」，「乐评」是更萧条、更贫弱、更不知所谓的文类。除非我们放宽标准，把「引介」也算作「评论」。

台湾没有像样的流行音乐杂志，只有「偶尔提一下音乐的流行杂志」，相关内容不脱「市场快讯」性质。报上的娱乐版位偶有一二碟评，篇幅短小，摆在角落填充版面，真正主打的仍是露胸露腿的照片和各种八卦消息。

在相对小众、更近于同人刊物气质的报刊上，我们还是会遇到乐评的，例如《破》周报和诚品《好读》。它们的乐评栏位（其实仍是引介的多）对文艺小青年或有若干启发，对做音乐的人倒实在难说有什么作用，更难说对这个行业能有什么影响。

过去在台湾，不断有人尝试编一本像样的音乐杂志，七十年代的《滚石》杂志算是箇中成就最高的，后来演进成为影响至为钜大的音乐厂牌，可惜杂志跟著转型成了内部宣传刊物，不复当年青莽精神矣。八十年代末，「水晶唱片」任将达、何颖怡、王明辉等人合编的同人刊物《Wax Club》，后来改名《摇滚客》，推介英伦新音乐和本土地下乐团，主办「台北新音乐节」，替独立创作人出唱片，著实影响了「后解严时代」的一群愤青文青，可惜周转吃紧，终于无以为继。二十一世纪初，《摇滚客》复刊问世，大张旗鼓，但也没办几期，便又再度收摊。

在没有互联网、没有MP3的时代，在唱片行翻到一张闻所未闻的专辑，又没得试听，你只能靠一纸印著几百字简介的「侧标」来决定是不是该掏钱。「侧标文案」跟「乐评」不大一样，毕竟本质仍是广告，说的大抵都是好话。然而八九十年代无数听摇滚的孩子，都得靠这些「侧标文案」启蒙，认识许多收音机里听不著、报章杂志从来不提的名字。

写「侧标」的稿费非常微薄，唱片公司有时候甚至连那张CD都舍不得送你，听完了还得收回去。不过那种「启蒙者」的光环还是很虚荣的，唱片公司找上你来写，表示看得起你的文笔和实力。前些年我大概陆续写过二三十张侧标吧：Bob Dylan、The Byrds、Stevie Ray Vaughan、Bruce Springsteen、Simon & Garfunkel什么的，跟彼时写了上百张的朋友相比，并不算多。


问：之前的一些采访中，您多次不确认自己「乐评人」的身份。是因为您对音乐保持敬畏和谦卑的心，而不妄加「评论」？

答：或许在大陆，「乐评人」可以是一个值得说嘴的职衔，在台湾则未必如此。假若以为我是不接受那样的冠冕，而宁可「谦卑敬畏」，那是误会了。我听音乐没有那么敬谨戒慎，不就听个唱片嘛，没有那么严重。

顾名思义，「乐评人」理当是以撰写「乐评」为常业的文字工作者，而「乐评」这个文体该是有定义规范的。写得再怎么天马行空，总得有「评论、评述」的成份。过去十来年，我累积了近百万字的音乐相关文章，然而写的多半是「故事」，只有极少数是「评论」。既然不是以「乐评写作」为常业，便不觉得应当以「乐评人」自居了。说穿了，不过如此。

若是要把「撰写音乐相关文字」的人都算成「乐评人」，那么我也不妨从命了。这事儿实在没那么严重。


问：《地下乡愁蓝调》里提到的音乐人、音乐，很大部分与当时的社会语境发生关联，在您看来，是否当音乐（音乐人）的外延也成为音乐内涵的一部分时，这一类的音乐才值得被记载？（比如：唱垮了一个政权的「宇宙塑料人」、与反战语境连结在一起的69年Woodstock音乐节、六七十年代的《滚石》杂志等等）或者说，当一支乐队或一位歌手将自己与时代紧密捆绑在一起，他们才足够应该被历史、被听众记住？

答：其实，任何艺术大概都不可能脱离种种「外延」而「独立存在」，端看您在意的是哪部份的「外延」。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坐车、看报、上工、纳税、投票，不也是「跟时代紧密捆绑在一起」？

「历史」和「听众」这两个名词，都不是铁板一块。婆娑世界，好玩儿的事情太多太多，「唯有...方能...」的句式，恐怕支应不来。

总有人念兹在兹，非要从作品中开掘种种「上层建筑」的具体意涵，寻得革命纲领和实践方略纔算放心，这也不是不可以。然而就像《毛诗序》非要从《诗经.国风》那些男欢女爱的诗歌里找出「后妃之德，风天下而正夫妇」、「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等等意思，有时候不免杀风景的。


问：很多听众不曾经历过历史上的某些时刻，但是他们依旧在那些音乐和歌手的故事中找到安慰与快感。就你个人来说，「听」的私人化体验如何与这些不曾经历过的大历史时刻发生联系？我们可不可以说「不同的时代是相似的，因为它们都有让人愤怒的理由」？

答：呃，那是您的体会，您当然可以说。

《红楼梦》最早的手抄稿是乾隆甲戌年，也就是1754年问世的，莫札特《魔笛》首演是1791年，东坡先生《寒食帖》是1082年写就的，我们现在仍在讚叹，仍在研究。我们谁呼吸过十八世纪的空气？东坡先生用的笔砚亦早已化为地层中的齑粉。

我倒觉得，摇滚还太年轻，我们「去古未远」，还有太多人拥有那个时代「第一手记忆」的片段，他们会惊讶地对青年人说：「啊，这是我们小时候听的啊，你这么年轻，怎么也对这玩意有兴趣？」「你又没有经历过六十年代，怎么会听那些嬉皮时代的音乐？」

这固然是我们小辈儿的幸运，却也可以是一种干扰。

再过一段时间，这样的提问应该就少了。如今谁会说：「啊，你又没有经历过旧俄沙皇的时代，怎么竟然会读起托尔斯泰的小说？」


问：您自己珍藏的CD大概有多少张呢？

答：很久没算了，刚刚粗略估了一下，CD大概四千张，黑胶唱片五百来张。CD顶天立地摆满书房一面墙，黑胶还没买到合适的架子，只能先整叠竖著搁地上。

「蒐藏癖」的症状是早就缓和了，家里就那么点儿地方，却得放进多少东西啊，况且如今专心听音乐的时间愈来愈少，买得多了也来不及听。

是以唱片早已不敢多买，而且最好是「有进有出」，定期清理。我希望架上的CD尽量维持在一定的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