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轻与重

托马斯从一开始就觉得特丽莎像个被遗弃的孤儿，装在篮子里顺水飘到他床前，使他想到俄狄浦斯，觉得非救她不可。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特地在书店里买了一本《俄狄浦斯》。

这个故事最让他深思的是这样一个情节：俄狄浦斯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父娶母的，但他并没因为自己不知情，就原谅自己。他勇敢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弄瞎了自己的眼睛，离开自己的国家，以便拯救因为他而遭受灾难的本国人民。

由此他联想到自己灾难深重的祖国，有些人认为共产党政权是一帮罪犯制造出来的，但他们错了，共产主政权是由一些好心的积极分子制造出来的，他们觉得自己找到了通向人间天堂的道路，所以带领国家往那个方向走，为此镇压了很多碍事的人，把国家搞得一穷二白，还被苏联夺走了国家主权。

当人们为此指责他们的时候，他们为自己辩护说：我们不知道阿，我们是虔诚地相信共产主义可以救捷克的，所以我们是无辜的。

于是全国上下都开始争论那帮积极分子们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

托马斯认为重要的不是他们知道不知道，而是“不知者”是否真的就“不为罪”。难道一个国家首脑可以因为自己是个傻瓜就不用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负责？捷克政府是否也应该像俄狄浦斯一样感到内疚和自责呢？

他太喜欢自己这个类比了，特地写了一篇文章，送到捷克作家联盟的报纸去发表，那家报纸拥有三十万读者，他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都是该报的订户。

报社对他的文章很感兴趣，特意把他请去改稿，结果只改了一个词序问题。但等到发表出来后，他才发现报社不声不响地砍掉了他文章三分之二的内容，大大削弱了他的基本论点，使他很不高兴。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8年春天，当时捷克共产党内分成两派，一派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内疚，想做点什么来弥补一下；另一派就是那些认为自己“不知者不为罪”的家伙，他们天天往苏联大使馆跑，想让苏联给他们撑腰。

托马斯的文章刚好是那时发表的，一下就引起了轰动，那些积极分子们说，看！现在有人想挖掉我们的眼睛，放逐我们！

两三个月之后，苏联决定在他们的管辖区内取消言论自由，而且在一夜之间用武力攻占了托马斯的祖国。

托马斯从苏黎世回来后，继续在原来的医院工作。一天，主任医生把他找去，叫他收回自己那边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不然就没法在医院干下去了。主任医生许诺说不会叫他公开发声明收回文章，私下写个声明交给主任医生就行了。

托马斯答应考虑考虑，一星期后回复。

他当时在医院风头正健，主任医生快退休了，据说已经内定由他接任，但前提是收回那篇文章。

大家很快就知道了收回文章的事，碰见他就古怪地笑，还有的直接问他是否打算收回那篇文章。

有个叫S的人自己也遇到过这种事，内行地告诉他说，如果你写了收回文章的声明，就会存在你档案里，什么时候你得罪他们，他们就可以拿出来羞辱你。

于是，他对主任医生说，我不能收回那篇文章。

于是，他失去了外科医生的工作。

他在离布拉格五十英里的一个乡村诊所里找了个工作，职位很低，每天乘火车往返。一年后，他在离布拉格更近的郊区找了个工作，但职位更低，每天要应付无数的病人，但只能看些头疼脑热的小病，大病要转到专家门诊去。

一天下班后，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找到他，说是国家内务部派来的，请他到小酒馆喝一杯。

两人坐下后，那人开谈，先说自己如何佩服他，说医院如何需要他，病人如何想念他，然后转入正题，问他是否真的认为共产党人应该把自己的眼睛挖掉。

他说，你根本没读我的文章吧？最好先读一下全文，报社发表时已经删掉了三分之二。

那人很感兴趣，马上打听谁是那篇文章的编辑，说肯定是编辑把你的文章改头换面，以达到攻击革命的目的。

托马斯不想让那位褐色头发的小个子编辑陷入泥坑，便回答说不记得了。但那人一再追问，他只好胡诌了个跟编辑最相反的形象，说是个高个子黑头发的编辑。

那人问，是不是下巴挺大背有点驼的那个？

他看出部里已经盯上了某个编辑，现在他说什么都没影响了，便回答说，是的。

过了两个星期，内务部的人又来找他，说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那篇文章都煽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共之火。我得告诉你，有人甚至就因为你这篇文章，建议到法院去告你。法律中有一条，就是针对公开煽动暴力而言的。

然后那人拿出一份声明，叫他签字。

他一看，吓了一跳，已经不仅仅是收回《俄狄浦斯》读后感的问题了，还包含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保证自己会亲苏、效忠当局、谴责知识分子、说他们是想挑起内战等等。除此之外，声明还痛斥那位编辑，说他有意曲解托马斯的文章，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把那篇文章变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

他不肯签字，推诿说还是由他自己来写一篇声明比较好。

他为自己赢得了一点时间，经过一番考虑，他决定放弃自己热爱并且准备为之献身的医疗工作，，因为医生在捷克是国家的雇员，所以部里的人可以用他的工作来要挟他。

他跑去当了个清洁工，主管人是个好脾气的女人，安排他给人擦窗户，主要是为大商店干活，有时也被派去为一些私人客户服务。

于是，他拿着刷子和长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荡，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他的顾客仍然叫他“大夫”，向他请教一些病痛方面的问题，只要没人看见，就夺过他手中的工具，帮他清洗，有的还叫手下人去擦洗，自己陪着他喝酒。他从一个酒杯走向另一个酒杯，如同参加一个又一个酒会，像过节一样。

由于跟特丽莎上班时间不同，他等于又回到了单身汉的日子，每个工作日，他都有属于自己的十六个小时，一块没有料想到的自由天地。从他少年时开始，这种自由天地就意昧着女人。

朋友曾问他这一辈子搞过多少女人，他用自卫的口气说：“两百个左右吧。这不算多。现在我已经同女人打了二十五年交道了。用两百除以二十五，一年才八个新的女人，不算多，对不对？”

朋友问，你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女人？你在那些女人们中间寻找什么？她们的什么东西吸引着你？难道做爱不就是永远重复同一过程吗？

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总有一些细微末节是想象不到的。作为一个跟人体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的医生，当他看到一个穿着衣服的女人时，他自然能多多少少想象出她裸体的样子，但这只是一种近似的意念，与准确的现实之间有一道无法想象的鸿沟，正是这点空白使他不得安宁。

他在最近十年来的医务实践中，专门与人的大脑打交道，知道一个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构成那个特殊的人。希特勒与爱因斯坦之间，普列汉诺夫与索尔仁尼琴之间，相同之处比不同之处要多得多。用数字来表示的话，我们可以说只有百万分之一是不同的，其他都相同。

而他就着迷于这个百万分之一，他并非迷恋女人，而是迷恋每个女人身内不可猜想的部分，或者说，是迷恋于那个使每个女人做爱时异于他人的百万分之一。

追求众多女色的男人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在所有女人身上寻求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存在于他们一如既往的主观梦想之中。另一种则是想占有各种各样的女人，他们被这种欲念所诱惑。

前者的迷恋是抒情性的：他们在女人身上寻求的是他们自己，是他们的理想，又因为理想是注定永远寻求不到的，所以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失望。这种失望推动他们从一个女人走向另一个女人，又给他们的感情多变找到了一种罗漫蒂克的借口，以至于那些多情善感的女人被他们的放纵追逐所感动。

后者的迷恋是叙事性的，女人们在这儿找不到一点能打动他们的地方：这种男人对女人不带任何主观的理想。对一切都感兴趣，也就没有什么失望。这种从不失望使他们的行为带上了可耻的成分，给人们一种欠帐不还的印象。

时光荏苒，托马斯当了差不多两年的窗户擦洗工了，这天，他被派去见一位新主顾，对方的长相使他想到鹿，还想到鹤，奇特的面容一开始就震动了他。

既象鹿又象鹤的女人有一种奇怪的不谐凋，她既调情，又腼腆，性欲明摆在那里，但又用嘲弄的微笑遮掩，她的公寓布置得十分粗俗，但她本人十分独特不凡。这些矛盾对立使他很好奇，要是与她做爱，她会是什么样子呢？他尽力去揣度却无法想象出来，几天来他老想着这件事，终于在第二次去她家清洗窗户时如愿以偿地把她搞到了手。

他一边跟鹿与鹤女士偷情，一边又在半夜里妻子回家之前，在某位老朋友提供的一间房子里，与一位年轻女人会面。

对于每一次性经历，他的记忆只录下了性征服中那险峻而窄狭的通道：第一声言语挑逗，第一次触模，第一件讲到的猥亵之事，以及一些小小的性反常行为。

但人脑中应该有一块我们可以称为“诗情记忆”的区域，那里记录着诱人而动人的一切，使我们的生命具有美感。特丽莎占据着他的诗情记忆区，象一位暴君消灭掉了其他一切女人的痕迹。

爱情始于一个比喻，这就是说，当一个女人往我们的诗情记忆里送入第一个词时，这一刻便开始了爱情。

最近，她又一次进入了他的诗情记忆区。一天早晨，她和往常一样取牛奶回家时，站在门道里，怀里揣着一只用她的红头巾包着的乌鸦，他总忘不了：就在她的脸旁，乌鸦极为哀怨的嘴向上翘着。

特丽莎说有人用哥萨克活埋俘虏的方式把这只乌鸦埋了半截。她说肯定是孩子们于的。

她的话不光是陈述事实，还流露出一种意料不到的对丑陋人性的深恶痛绝。这使他想起不久前她对他讲的话来：“我开始感谢你了，你没想要孩子。”

随后，她向他抱怨，说有个男人老在她工作时找麻烦，还抓住她脖子上廉价的项链，说她只有靠卖淫收入才买得起那东西，她对此极为心烦意乱。

托马斯想，也许她过分认真了，但他突然觉得难过，近两年来他能见到她的时候是何其少，他几乎没有机会握住她的手使之停止颤抖。

他第二天早晨去于活，脑子里还牵挂着特丽莎。给他分配工作的人说，一位私人顾主坚持点名让你去。

于是他去了，在那里遇见了报社的那位驼背编辑，还有他自己的儿子。他们并不是真的请他来洗窗户的，而是有求于他。

驼背编辑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说，记得吗，这是我们的报纸被苏联人封掉前的最后一期封面。

他看了看那幅画，是的，他还记得。那是一幅根据征兵广告改造而成的宣传画，上面本来写的是“你报名参军了吗？”，但被报社改成“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字了吗？”

两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个光荣的宣言，呼吁着当局的激进民主化。开始只有一些知识分子签名，后来其他人也出来要求签名，最后签名的人太多，就没法统计人数了。苏联红军侵占捷克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运动，每个公民都要回答一个问题：‘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承认自己签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

编辑给他讲了很多人遭受迫害的故事，包括编辑本人在内。

他听着编辑的话，却一直在想着儿子的事，最近他经常在路上碰到儿子，看来不是偶然。他的前妻是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他没想到儿子会跟一个受政府迫害的编辑搞到一起。

他儿子说话有点结巴，吃力地向他解释请他来的原因：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几个，处境险恶。我们，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签名。”

原来如此！但他并不认为向统治者请愿会有什么作用，于是他说要考虑考虑，过几天再联系，但编辑说明天就要把请愿书交给主席。

他看着儿子的神情，明白签不签字将决定他跟儿子的关系，如果他不签，就意味着永远失去这个儿子。

他伸出手说，拿来吧。

编辑很高兴，夸奖说：“你写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

儿子把笔递给他，加上一句：“有些思想，象炸弹一样有力。”

他说，就是因为那些思想，我再也不能给我的病人做手术了。

编辑说，但是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

儿子赞扬说， 你写得最好的地方，是拒绝妥协。你的那种坚定，我们都已开始失去了。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内疚意昧着什么。杀人犯的借口，是母亲不爱他们。可是，你突然站出来说：没有什么借口。没有人的灵魂和良心，比俄狄浦斯，更纯洁，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自己惩罚了自已。”

托马斯生气地说：但这统统是误解！把善恶搞混淆了。我也不是存心要惩罚什么人，惩罚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而俄狄浦斯的神话是美的，但把它弄成这个样子…”

他突然住了嘴，担心这房间里安了窃听器。

编辑说，我想知道是什么使你改变了主意。

托马斯说：“我想知道是什么使我写了那篇文章。”

但他马上想起了是什么使他写了那篇文章，是特丽莎。她的幻象使他平静下来，似乎在告诉他，特丽莎还活着，其他什么都无所谓。

编辑说，我懂了，毕竟我也不喜欢那种惩罚观念，我们不是为了惩罚而呼吁惩罚，是要用惩罚来消灭惩罚。

托马斯现在不明白为什么竟然去想什么签还是不签的问题，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就是不能做任何伤害她的事。他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她幸福。也许，他并不能使她幸福，但如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名，可以确信，密探们会更多地去光顾她，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更加厉害。

他喃喃地说：“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

他知道，他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能使他自己玩味无穷。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毫无预料的陶醉之感向他袭来。当年他严肃地向前妻宣布再不希望见到她和儿子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阔醉。他把那篇关于《俄狄浦斯》的读后感送到报社去的时候，也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陶醉。

他对他们说：我不能签。

他不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对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