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友友

（艾米建议我把昨天的跟贴作为主贴发在艾园，于是我充实了一下我的跟贴，独立成篇，发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我把《平凡的世界》归类在“马屁文学”里，因为它像所有的马屁文学一样，都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

在世界文学界，有个通行的共识，就是文艺不能用来为统治阶级服务，不能沦为政治的工具，不然就不再是文学，而是宣传，是被文人们鄙视瞧不起的。

但早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就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号召“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也就是说，文艺不过是个工具，是用来为政治服务的。

所以革命作家的创作方式就是先到党那里领个旨：党妈，最近需要歌颂什么，批判什么？

关于领旨，其实运用娴熟之后，根本都不用去党那里领，自己就能揣摩出党的意思来了。只有自己揣摩出党的旨意，率先写出马屁文学，才能受到党的器重，作品才能被发表，得到推广。不然被别人捷足先登，你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弄清了党的旨意后，作家便装模作样到基层去“深入生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然后回到书斋里，关起门来，“创作”一部小说，“塑造”一些人物，歌颂党的政策。

如果作家看到听到的刚好都与党的旨意相反，那就不要照实写，而要进行“艺术加工”，胡编乱造一些，所谓“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总之目的就是一定要“创作”出符合党的要求的作品来。

党拿到这样的马屁文章，就大力宣传推广，让党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让革命作家成为“著名作家”，得各种奖，文字收入课本，成为教材，光宗耀祖，名利双收。

下面我就用《平凡的世界》等几本书做例子，来说说中国的马屁文学。

解放初期，党学习苏联，想搞大农庄，机械化作业，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便想方设法把农民刚从地主那里分到的土地一点一点收归国有，于是在农村搞起了互助组，就是几家几户农民合在一起种田，土地归互助组所有。然后是合作社，把几个互助组合在一起，土地归合作社所有。再然后是人民公社，把几个合作社合在一起，土地归人民公社所有，实际上就是收归国有了。

这个过程当然是会有很多人反对的，老子刚分到土地，你就一个花招接一个花招地从老子手里夺走了。但党要办的事，不管用什么手段，都是要办成的，所以派了工作组到农村去，动员农民参加互助组。不听劝的，轻则做思想工作、批斗，重的可以给你栽个罪名，判你刑，让你坐牢，反正就是要搞到你参加互助组为止。

为了配合党的这一运动，革命作家写起了马屁文学，比如赵树理就写出了《三里湾》，大讲合作化的好处，那些参加互助组合作者的农民都过着幸福的生活，而那些不参加互助组合作社的农民最后都苦死了。这样的小说，被吹捧成文学巨著，地位相当高，很多片段都收入中学课本。

我记得”弯弯绕“”常有理“”三年早知道“等都是出自《三里湾》，因为被收入课本，也因为那些年除了《三里湾》这样的书，没别的书可看，所以广为人知。

还有文革中出版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也是歌颂农业合作化的，可以说是独霸中国文学市场七八年。除了《毛泽东选集》，《艳阳天》们就是唯一可以在文革中出版的书了。

但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打到“四人帮”之后，党又开始搞生产责任制，把土地分回农民手中（当然农民不是拥有土地，只是使用土地），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全都是《三里湾》们批判过的东西。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是这样一本应运而生的拍马屁之作，全书花了很多篇幅直接描写各级领导在推行生产责任制过程中的心态和表现，“塑造”了乔伯年田福军等从上到下一系列拥护党的政策、最后受到群众欢迎名流千古的好干部形象，当然也“塑造”了冯世宽苗凯田福堂等从上到下一系列不拥护党的政策、最后落得降职丢官郁郁寡欢的坏干部形象。

路遥为了把马屁拍得隐晦些，拍得巧妙些，还塑造了孙少安这个率先富起来的典型形象，以及孙少平这个得益于开放政策，因此走出农村成为煤矿工人的形象，还有一些反对改革开放，或者瞎改革乱开放搞投机倒把，最后或失败或受到惩罚的形象。

由于这马屁拍得很到家，完全符合党的要求，因此此书还没写完，就被拿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播出，随后更是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受到官方各种表扬宣传和推广。

那么，究竟是搞生产责任制好还是搞合作化好呢？其实作者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写的东西，都是他们自己根据党的意思编出来的。

《平凡的世界》曾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1、那时出版的文学作品还比较少，人们没什么书看，而这本书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让很多听众知道了这本书。如果这本书放到今天出版，估计就火不起来了。

2、这么多年的熏陶，读者都已经习惯了马屁文学。《平凡的世界》至少比《三里湾》之类的马屁文学高明若干倍。

3、《平凡的世界》写了农村青年孙少平的艰苦生活，受到农村青年的欢迎。小说又写了一些爱情，满足了广大女读者的阅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