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在这里指作者或编剧塑造出的人物形象，“演员”则指电视剧人物的扮演者。

先说小角色。

老三勘探队里的几个人物刻划得比较好，虽然出场不多，但还比较有个性，不至于千人一面。比如那个戴眼镜的“四眼”，貌似普通话带点南方口音，与众不同。还有那个开车的结巴司机，让人过目不忘。同样戴眼镜的副队长，因为说话官腔十足，且比较势利，观众就不会把他跟那个“四眼”搞混淆。

原著对老三勘探队里的人没有过多着墨，因为原著采用的是“限制性第三人称”的写法，是从静秋的角度来写的，静秋看见听见想到的就写，静秋没看见没听见没想到的就不写，所以没有多写老三勘探队里的人，因为静秋不可能成天躲在勘探队观察那些人物。

但电视剧采用的是“上帝式”叙述方法，摄影机像上帝一样，什么地方都能去，什么人物都能看见，并能同时看见不同地方的不同人物。人物心里想什么，它也全都知道，所以可以多写点老三勘探队里的人。

这两种叙述方法各有各的好处，前一种方法更真实，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更不可能身处两地，知道两地同时发生的事情，也不可能钻到每个人心里去，听到每个人的心声。这种方法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容易造成悬念，因为读者看到听到的有限，自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

“上帝式”叙述方法的好处是可以面面俱到，特适合那些不关心人物的性格或心理，就想知道“后来呢？”的观众，也很适合那些不爱动脑筋，就爱问“好人坏人？”之类问题的观众。

但这种手法展现的其实是编剧对世界的诠释，遇到白痴编剧了，展现的就是白痴编剧对世界的理解。电视剧里描写老三心里怎么想的，并不一定就真是老三的心理活动，很可能是编剧编造出来的。

这种方法掌握得不好，就很难造成悬念。

比如原著中老三留下一封信之后就消失了，我们像静秋一样，不知道老三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是生病了，躲在一边“等死”去了，还是“得手”了，于是跑掉了。

这就是悬念，而不是某些白痴编剧理解的那样，一定要在浴室里发现一具裸尸才叫“悬念”。

但电视剧采用了“上帝式”叙述法，并按时间顺序把老三的病情告诉了观众，那么观众对此就没有悬念了。

电视剧对静秋学校的几个人物就刻划得差一些，虽然钟书记、罗老师和郑主任都还比较像那个年代的人，但这三个人物彼此之间也很像，就比较缺乏个性，观众就有点分不清记不住了。

原著中这三个人物是很不相同的，罗老师是个语文老师，出身地主家庭，政治上比较压抑，但颇有文采，很赏识静秋，称她“才华横溢”。电视剧应该选个书生意气比较浓的人来扮演，但电视剧里的罗老师缺乏这种书生气。

钟书记是党的干部，一校之头，见过世面，有干部派头，应该不像郑主任那样土气。而郑主任生长在付家冲，又在农场工作，应该比钟书记土气一些才好。但电视剧里这两个人基本是一样土气，没什么区别。

电视剧安排钟书记一家和静秋一家住在一栋楼里，还安排李主任也做静秋的邻居，这个安排就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了。

原著中有专门描写，静秋家住的是学校最差的宿舍，靠着学校食堂，而食堂烧谷壳，一刮风，烧过了的谷壳就从静秋家的瓦缝里钻进来，落得满床满地都是。长林长芳来静秋家那天，正赶上刮风，黑色的谷壳从瓦缝飞进来，落到了饭菜上。

但电视剧里静秋家和书记主任是邻居，屋子里的布置按那个年代的规格更是富丽堂皇，床上罩的是若干年后才兴起的“尼龙蚊帐”，饭桌也十分拿得出手，吃的更是不错，还有钟书记夫人送带鱼，一点也不觉得物资贫乏。

静秋一家穿得也不错，静秋妈穿的是细羊毛的背心，机织的，静秋好几件毛衣毛背心，春装也好几件，换着穿，还有背带裤。

所有这一切，不仅不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也削弱了老三的作用。

电视剧对郑主任的形象刻划得比较离谱，他半夜三更坐在静秋和钟萍的寝室里等静秋，这很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一个男同志，怎么可以半夜三更还坐在女同志的寝室里呢？难道他不怕别人说闲话？而且这个情节基本没什么用，剧情已经发展到老三躲避静秋的地步了，还花这么长镜头去刻划郑主任监视静秋有什么作用呢？

编剧安排这个情节，当然是想表现静秋多么爱老三，冲破重重阻力去看老三，但你也不能爱到让人家郑主任犯作风错误的地步啊。

几个零工人物基本是原著中有的，据说导演专门起用了当地群演，让他们说着当地普通话上了屏幕，为电视剧增添地方色彩。这个其实用不着，因为其他当地人物（比如静秋全家，钟萍全家等）并没说当地普通话。但这也无伤大雅，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的人不喜欢，无所谓。

电视剧里的铜婆婆没选好演员，她老人家一头银发，满面红光，更像一个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女干部，而不像一个靠做零工养活自己和孙子的可怜老婆婆。

秦疯子是原著里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很有个性，经历很特殊，她的污言秽语给静秋带来了不少的压力，使静秋的零工生涯更加坎坷。但电视剧只给了这个人物一句台词，还不如干脆去掉这个人物算了，也可以省点演员工资。

军区的那些群演，都还过得去。丹青的婚礼，也还比较有那个时代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