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faintcat (眺望远方～)

前几天我在东直门地铁站下车，一个坐轮椅的男孩子在我前面，他妈妈推着轮椅，从栅栏出来，推到地铁楼梯前。北京地铁都建的比较深，从地铁到地面有非常之长的楼梯。其中有一边的楼梯是有残疾人装置的。虽然我从未看见它被使用，但应该是需要把一个很大的塑料坡面从扶手上放下来，然后停止其它人的使用，让轮椅通过。那个男孩子和他妈妈不知道怎么用那个复杂的装置，找一个保安帮忙。保安也不会用，就说要去找会用的人帮忙。我在那里站了快十分钟，他们也没能上的了那个装置。

可能是作为文学女青年悲天悯人的天性，我回到北京后，最大的感触就是，街上再也看不见残疾人了。看不见盲人拿着棒子过马路，看不见坐轮椅的人自己转着轮椅上下公共汽车。我曾经最害怕公交车被轮椅一族赶上，这样降车位、下伸缩滑梯、上车、升车位、让座、绑轮椅固定带、然后再降车位、下滑梯、下车、升车位。原本就总赶最后一分钟的我，只要碰到轮椅一族，就铁定要迟到。更不要说轮椅族总是坐在前面和司机喋喋不休地开玩笑。至于偷懒停残趴被罚款，走在马路上被轮椅黑大妈扯着嗓子骂着让我让路，在街上偶尔看到盲人出现技术性失误在马路中央无所适从，给我碰上了只好帮忙又浪费无数时间，这些事情总是层出不穷。甚至时不时遇到重度残疾的人，我心里还得难过好几个小时。

现在我再也没有这些烦恼了，因为我看不见残疾人了。大街上都是行走如飞的健康的人，不会有人再耽误我的时间，不会有人和我抢停车位，不会有人在我后面骂我，不会有人让我感觉悲惨。然而一个多月下来，我却因为看不见他们而心慌害怕。我知道他们都存在，就生活在我身边，但是为什么我在大街上和太阳底下看不见他们？他们都去哪儿了？

他们都去哪儿了？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去ｇｏｏｇｌｅ了中国残疾人数据。在2006年，中国就有８０００多万残疾人，占总人口6.34％。过去几年这个比例还在上涨。那么他们都是存在的，只是我看不见。为什么？

我于是如同祥林嫂一般和朋友说，和父母说，和同事说。问他们为什么。我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但作为衷心拥护我党和政府的小将和五毛，我希望在我说一句“这样不好”之前，能弄清楚事情的具体原因、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但是答案是没法解决。

为什么残疾人没法用地铁？因为老地铁没法装升降梯。为什么盲人没法上街？因为城市人太多，盲道没法不被占用。为什么轮椅一族没法开车？且不说能不能买得起车的问题，停车折腾一通不被别的车撞死才怪。为什么没有残趴？正常人停车位都找不到，哪能有残趴？为什么盲人没法打出租？因为出租车司机也要赚钱，再说也没有适合轮椅的出租车。什么？投资买适合残疾人的出租车？根本没人坐，买了不是亏本？那么为什么没人坐？

这看起来是循环的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有很多聪明人都说过，世界上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中国，我相信还有一句聪明的话，世界上没有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

去年是美国残疾人法案（ADA）通过20周年。20年前，美国正是经济萧条期。我打心眼里是反美愤青，否则我不会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但我羡慕美国有这样一份法案。它让我觉得人生美好。保护弱者的法律很多，比如妇女、儿童。但每个人都有孩子，每个人都有妻子母亲和女儿。保护她们也就是保护自己的生活。只有ADA的通过，让我感觉人性中的无私。很多人可能这一辈子成为残疾人的几率或许小到不足以让他们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去交额外的税负来保护这种几率出现时自己的生活，但他们还是选择了通过这个影响深远的法案。但他们不仅是善良无私的，也是聪明的。如果有一天，当我走在路上，我的孩子问我，为什么路边要有这个斜坡呢？我可以告诉她这是为了残疾人轮椅可以通过，或者当我坐在公车上，我的孩子问我为什么车子要停留这么久还不开，我可以告诉她那是因为残疾人可以和我们一样去她想去的地方，我会更有信心她将成为一个健康和阳光的人。

很多年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英语听说都很差，学院是属于“外国人不友好”专业，因此很孤独。我唯一的朋友是一个叫安吉拉的盲人女孩儿。她10岁失明，但是在她25岁遇见我的时候，已经过上和正常人几乎没有区别的生活，在研究生院成绩优秀，和州以及联邦立法机关有密切联系，希望毕业后能积极推动保护残疾人的工作。在我为实习发愁的时候，她甚至发动所有关系为我找实习。她性格随和开朗，给了我很多帮助，无论是生活上还是精神上。只有一次，我听另一个朋友说起她曾表现出不高兴。那次是去听一个报告，安吉拉和那个朋友都要迟到，于是那个朋友为安吉拉开门，并伸手扶了她。安吉拉当时让她握住了手，但很快就使她放开了，之后就不喜欢再和那个朋友说话。

在我25岁的时候，生活中遭受的挫折已经让我失去了很多的骄傲。但安吉拉仍然保持着她的骄傲，在她生活的那个国家里。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能换取身边人对残疾人无障碍设施问题的片刻关注，但即使没有，我也想用它来向曾经的好朋友安吉拉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