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创作于１９５４年的小说，在那个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年代无疑是一个另类。小说通过记述求雨这一事件直截了当地表现出“反封建”这一主题。小说只有两三千字，堪称简短，却并不简单，即使是“反封建”这样并不新鲜的主题在赵树理笔下依然显得生动。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这篇小说，我觉得没有比“短小精悍”更合适的了。

  俗话说的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篇短小精悍的小说无论是语言表述、情节结构，还是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容表达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体现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和极高的文学造诣。

 　从语言上看，这篇小说中虽然没有出现赵树理常用的“起外号”等调侃手段，但其语言上的生动活泼与质朴自然仍旧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粗读赵树理的文章也许会觉得语言粗糙，但若仔细咀嚼，就可以感觉到作者在语言加工上的良苦用心了。《求雨》一文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删改的地方，如果强行改动，必然会对其表达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赵树理的语言已经达到了“增一字嫌多，减一字嫌少”的程度。

　　《求雨》的情节可谓跌宕起伏，用区区两三千字把一个简单的故事讲得如此生动殊为不易。与当下许多小小说创作者有意无意地模仿莫泊桑小说的情节结构不同，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成分并不多，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你可以十分肯定地预知故事的结果，然而，流畅自然并不意味着平淡，小说《求雨》通过求雨与开渠人数的戏剧性变化把一个平凡的故事讲得一波三折，波澜起伏，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这种主动迎合读者的思维与其期待视野形成顺向相应的情节结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心里需求，也体现出了一个文学创作者的大胆的和高超的艺术构思。

　　当下的许多小小说都存在人物形象单薄的弊病，而《求雨》却在有限的篇幅里为我们塑造了土改积极分子于天佑、党支部书记于长水、地主周伯元等一系列形象鲜明的人物。众多人物中，土改积极分子于天佑和党支部书记于长水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而于天佑是塑造得较丰满和真实的一个。于天佑，这个在土改中积极批斗地主却并没有将满脑子的封建迷信思想改造掉的老农民无疑是当时农民的典型，而作者却并没有将这个人物进行典型化处理，而是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还原，“以其本来的面貌溶化在一般的规律性的事物之中”。这种还原“并不是回到固定的出发点上，而是回到比原来的基点更高的新的起点上去”。赵树理几乎把这种新颖的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一个优秀作家的深厚的艺术功力便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了。

　　有人说，这篇小说是专为破除封建迷信而创作的，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却也有点绝对化，而且将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内涵狭隘化了。当然，破除封建迷信是这篇小说最显而易见的主题，作者通过塑造于天佑这个略带喜剧色彩的人物以赵树理式的幽默表现出对封建迷信的批判。然而，求雨与开渠人数的戏剧性变化所表现出来的农民的墙头草的品行与其说是反对封建迷信，倒不如说是对国民性的探讨，至少是对“农民性”的探讨。还有人说，赵树理了解旧式农民却对新式农民不够了解，因而他新时期作品中的农民仍然表现出旧式农民的特点，有点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我觉得这种说法并不科学，所谓的新式农民与旧式农民不过是人为的强加的概念，在新与旧的转化中农民改变的不过是一些表面的东西，本质的变化是微乎其微的。从这种意义上看，赵树理是了解新式农民的，而且赵树理对农民的了解是直入本质的，在中国的众多作家中恐怕找不到比赵树理对农民的了解程度更深刻的了。对农民性的深刻表现也是赵树理作品能够传世的重要条件之一。

　　《求雨》不过是赵树理的众多作品中并不怎么显眼的一部，然而，即使是这样一部“简单”的作品也能体现出作者并不简单的功力与造诣。最后，我想引述日本学者竹内好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也算是表达一下个人对赵树理先生的敬意：

　　如果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要求而学习中国文学的话，那么，从浩翰的人民文学中选出任何一部作品来读也就可以了，任何作品都有可以作为教材。但是，若要满足内心的要求的话，对象就很有限了。我认为赵树理恐怕是唯一的一个人了。在这里，赵树理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的性质既不同于其他的所谓人民作家，更不同于现代文学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