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瀛是否纠正自己的说法？

冯其庸绘《贯华阁图》

     有研究者认为：有关记载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相会于贯华阁一事的“始作俑者”为秦瀛，见秦瀛于乾隆38年写的《咏梁溪杂事一百首》中的“贯华阁”诗注，但到了晚年，秦瀛发现了自己的记载有错，悄悄地作了改正。（见石锡兴《纳兰性德无锡史事新探》）我以为此说不确。嘉庆二十二年（1817），秦瀛刊行了《小岘山人诗文集》（城西草堂藏版），即收有《咏梁溪一百首》，有关“顾贞观尝招纳兰成德、陈维崧、姜宸英至宿于是，成德留一小像而去。”的诗注赫然在目。该书刊成后三年，秦瀛才去世(卒于道光元年1821)。如果秦瀛纠正自己的错误，《小岘山人诗文集》中就不应该出现这首诗或这条诗注，然而，不仅嘉庆二十二年秦刊本没删去，其《诗集》卷八中还收入了《纑塘怀顾梁汾先生》一诗，该诗的尾句“贯华谁与重论文？”下，注有“惠山贯华阁，先生与成容若、陈迦陵诸公论诗处。”可见秦瀛根本就没有改变自己的说法。咸丰年间，秦瀛的孙子秦赓彤写了一首题为《循春申涧而上至忍草庵》的五言律诗，在“贯华才子阁”诗句下自注：“康熙时纳兰成容若与顾梁汾觞咏於此题额”，（见《铁华仙馆集》卷六）依然沿用者秦瀛的说法。

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小岘山人诗集》（嘉庆二十二年刊本）之书影 

秦赓彤《铁花仙馆集》卷六中的有关书影

    秦瀛的诗注并非空穴来风。作为纳、顾好友秦松龄的玄孙，所言当来自于秦松陵及其子孙递传。然到了秦瀛已经相隔几代，递传中难免有添加附著的成分。（如陈维崧已于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去世，康熙二十三年根本就不可能和容若、梁汾同宿庵中。）但其基本内核还是真实的。这就是纳兰性德确实曾在康熙二十四年十月扈从南巡时由顾贞观陪同，游览了惠山，并至宿于忍草庵，豋贯华阁。二人的行踪，可证之于吴绮《募修香界庵疏》：

    兹幸梁汾居士，偶返故山；念彼楞伽山人，实为好友。解骖赎客，脱才子于流离；置驿延宾，以名流为性命。负信陵之意气，而自隐于醇酒美人；有叔原之词章，而更妙于舞楼歌扇。昔经斯地，愿把臂以入林；遥指此峰，可同心而籍卉。

    疏文中提到的“楞伽山人”，即性德之号。“脱才子于流离”指得是营救吴兆骞生还入关，“自隐于醇酒美人”指得是娶沈宛为妾。吴《疏》是用骈体文写的，受文体的限制，表述得不是很具体。但我们依然能够看得出纳兰性德是在顾贞观的陪同下游览了惠山，能感觉到二人在游山时指点景物交谈的情状。“愿把臂以入林”、“可同心而籍卉”，纳兰性德这一番话只有当着顾贞观面才能说出来。

    如果要寻找记载贯华阁佳话的“始作俑者”，那并非是秦瀛，而应当是吴绮。吴绮，字园次，一作茵次，号丰南、听翁、麓叟．别称红豆词人，安徽歙县籍，江苏江都(今扬州)人。顺治十一年(1654)拔贡生，以荐授秘书院中书舍人。康熙五年出知浙江湖州府，在任期间，与无锡名士顾贞观、严绳孙、秦松龄等交往密切，唱酬频繁。康熙十七年，他曾应顾贞观之邀，在吴趋客舍为纳兰性德校订了《饮水词》，并作序。所以可认定吴旖《疏》文记载的当是史实。

    除了这一条主要证据，笔者还找到其他几条辅证：

    一、证之于康熙和纳兰游惠山题诗相异。

      康熙二十三年，南巡队伍於十月二十四日晚“扬帆丹阳县，常州府、无锡县，俱未及泊，一昼夜行三百六十余里，达姑苏。”（见清圣祖玄烨《南巡笔记》）途中，容若作《病中过锡山》诗。二十六日驻跸苏州府，容若作《灵岩山赋》。二十七日南巡队伍返程，“启行往江宁府，驻跸无锡县南门”（见《康熙起居注》）。二十八日晨，圣祖幸观惠泉山，题《锡山》五言诗一首，首两句为：“朝游惠山寺，闲饮惠山泉。”容若《江南杂咏》中亦有一首游惠山的诗，则云：“九龙一带晚连霞，十里湖光载酒家。何处清凉堪心骨，惠山泉试虎丘茶。”圣祖皇帝所描写的“朝游”，而纳兰性德所描写的是暮游。二者在时间上不一致。且圣祖游毕惠山后即登舟往丹阳进发，是日，驻跸丹阳县南门。可见纳兰性德是於二十七日傍晚容若先行游览了惠山，只有顾贞观才能做出这样的安排，因此，当晚容若与顾贞观止宿忍草庵，同登贯华阁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证之于《楝亭图卷》中有納、顾题词。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至初四，圣祖皇帝驻跸江宁，在此期间，纳兰性德与顾贞观又一起入织造府拜见曹寅，为其《楝亭图卷》题[满江红]词，有存世的《楝亭图》第一卷上的纳兰性德墨迹为证。可见顾贞观又陪同纳兰性德随扈从队伍从无锡到了江宁。后因在江宁惊闻吴兆骞病逝的消息，二人才分手，顾贞观即赴京为吴办理后事，容若则继续扈从随驾。至于纳兰性德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苏州后，曾写下《与顾梁汾书》（收载在《通志堂集》卷十三），那是因为在南巡之前，纳兰性德曾多次邀请顾贞观赴京，顾贞观亦已应诺，并准备动身。孰料，他听闻南巡队伍将至无锡，临时又变故推迟返京，毕竟是他的挚友第一次到他的家乡，他要尽地主之谊，同时还要向友人汇报为其作伐沈宛之事，所以他在无锡静候着纳兰性德到来。而纳兰不知情由，以为顾早已赴京，到达南巡离京最远的一站苏州后，感受尤深，便想通过书信向挚友抒发衷肠。故书首有“君留北阕，仆逐南云”之语。正因有了此语，才造成张任政、柴德赓、赵秀亭等人误认为纳、顾二人没有在无锡会面的可能，也不承认他们有同游忍草庵，同登贯华阁的佳话。

    三、证之于纳兰留像和顾氏悬像。

    贯华阁矗立在忍草庵最高处，豋临此处，可欣赏到惠山八景。纳兰性德既然到了忍草庵，不可能不登临此处。他不仅登临了贯华阁，还“留一小像而去”，小像留给了谁？也只有顾贞观在场才能留下这位权相之子的小像。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性德病卒，顾贞观痛悼亡友，捐资重修忍草庵，易庵名为“香界”，以奉性德香火，同时将纳兰性德留下来的小像悬于贯华阁，将忍草庵辟为祭祀容若的场所。顾贞观的弟子杜诏，曾题诗云：“此照还同此阁存，几人能唱忆王孙。”、“宛然侧帽影徘徊，弹指韶华老泪垂。”（载《云川阁集》）。雍乾年间有杨度汪《题成侍卫容若遗照》云：“至今留照遗兰若，还傍琮琤一掬泉。”（载《云逗楼集》）。嘉道年间，贯华阁遭火焚，纳兰题额与小像俱失，名士赵艮甫不胜惋惜，题詩于残壁：“贯华阁子梦中鹿，饮水词人天外鸿”。（载《乐潜堂詩集》）这些诗句亦从另一阁侧面，证实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确实登临了贯华阁。

    另外，笔者还有一个推测，晚清时期，无锡名士刘继增编纂《忍草庵志》，认定“贯华阁”又名“桑榆墅”。对此，我原持否定意见。因考虑到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登贯华阁时间为阴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当晚是难以看到月色的。而顾贞观《大江东去》词却有自注：“忆桑榆墅三层小楼，容若与余昔年乘月去梯，中夜对谈处也。”再有容若《桑榆墅同梁汾夜望》诗中又有“无月见灯火”句，二者在景物描写上殊不一致，即以为“桑榆墅”与“贯华阁”无关，应当是纳兰明珠建在位于北京海淀的西郊别墅。但后来发现在纳、顾交往中，有一个特别的现象，他们在北京、无锡两地的居所，设有相同的斋名堂号。如纳兰府中有“花间草堂”，顾贞观晚年於无锡端文公祠后构室三楹，亦颜曰‘花间草堂’。”纳兰西郊别墅有“积书岩”，曾是纳兰性德长子福格、次子富尔敦读书的地方。顾贞观在惠山也建有“积书岩”，为藏书之所。纳兰所收藏的书画钤有“香界”一印，笔者推测“香界”是纳兰府中的藏经处或者佛堂。而顾贞观为祭祀纳兰，将“忍草庵”易名为“香界庵”。依据这种现象，笔者认为顾贞观完全有可能将“贯华阁”又命名“桑榆墅”，这反映了二人的情感深厚。正因为北京、无锡两地都有“桑榆墅”，所以刘继增在辑录納、顾有关诗词时未加辨析，全都收入到方志，造成了人们对“贯华阁佳话”史实的怀疑。但刘继增毕竟是一位博通古今，精于考据的学者，他对“桑榆墅”的认定，不会仅依据納、顾这两首诗，当还有其他的考据来源。他在《忍草庵志》中称：“顾氏父子昆季迭在其间（指忍草庵）最久，因目为桑榆墅”，其结论或许就得之於由锡山顾氏辑编，而今已佚失的未刊稿本《忍草庵题壁》。当然，这仅仅是推测，还要依靠发掘地方史料文献来证实。

吴观岱绘《贯华阁图》

胡汀鹭绘《贯华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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