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源阁”藏书楼主人在清江浦的聚书活动（一）

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是我国清代末叶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它与常熟翟氏铁琴铜剑楼、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号称晚清四大藏书楼"。海源阁藏书经过杨氏一门五代人的努力,至清末,藏书已达3236种,20余万卷。这其中以藏书楼第一代主人杨以增的功绩最大,是他奠定了海源阁藏书的基础。

杨以增(1787-1855)字益之,号至堂,别号东樵。他出身诗书世家,17岁入县学,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历任贵州荔波县知县、广西左江道、贵阳府知府、两淮盐运使、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道光二十八年(1848)任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咸丰五年(1855),卒于江苏清江浦任所,谥号“端勤”。

杨以增平生酷爱藏书，早在幼年读书时即秉承父业,立志藏书"道光五年(1825)开始收藏宋、元珍本秘籍。步入仕途后,多次易地任职,广交文士,接触并收集许多珍本古籍。1840年(道光二十年),他为父守丧回聊城家居时筹建藏书楼,取《学记》中“先河后海”语,名藏书楼为“海源阁”,意在勉励子孙学习“应涉海而探源,知源之所出也"。杨以增在河漕任上得书最多,并为友人刻书数种,后编入《海源阁丛书》以广流传。借用一句俗话来对杨以增在这个时期的聚书活动进行概括,他可称得上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等诸方面的条件。

一、得书于天时

封建社会私人藏书家蒐集书籍时很注重对天时的把握,即抓住机遇。固然,历史上政治稳定!国家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时期,会给藏书家集书籍带来好的机遇。但在国运衰败、动乱加剧、战争频仍时期,也会给某些藏书家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求书机遇。杨以增的机遇就属于后一种。他任江南河道总督期间,正值太平天国军兴,兵燹连年不绝,江南私人藏书楼在农民运动冲击下,大量藏书纷纷散出。杨以增利用治理江南河道和督办漕粮之便,辗转于吴越间,以巨资购得黄氏“士礼居”、鲍氏“知不足斋”、秦氏“石研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大兴朱竹君等海内名家的部分藏书，以漕船沿运河运至聊城,使大量的珍本秘籍得脱于兵燹之厄。如号称乾嘉间文献之宗王，“三百年来藏书之巨擘”的黄丕烈(荛圃),晚年家事多艰且病魔缠身,不得不卖书解窘,其所藏尽归汪士钟“艺芸书屋”。咸丰初年,“艺芸书屋”所藏复散出,大多归于瞿氏“铁琴铜剑楼”与“海源阁”,而以“海源阁”为最。当时的藏书家江标说:“(海源阁藏书)大约吾吴旧籍十居八九,荛翁(黄丕烈)之所藏,则又八九中居其七焉”。由此而奠定了“南瞿北杨”的格局,海源阁与铁琴铜剑楼一时并称于海内。

二、得书于地利

封建社会私人藏书家蒐集书籍时,又很重视地利条件他们把目光往往投向文风蔚然,书肆繁荣的通都大邑，江南河道总督署驻节在清江浦,(今淮安市清浦区),后汉时期因袁术占据淮南,曾率军过浦,所以又称清江浦为袁江、袁浦。这里虽然不是什么大邑,但境内有运河,明代中叶以后为河运要津,南船北马在这里交汇,曾有“九省通衢”之称。这里又是黄河夺淮之所,为治理河水泛滥,清政府设立了管理机构——江南河道总督署。临海的两淮盐场又吸引了大批的盐商落居到这里,官方设有盐运分支机构。河工、漕运、盐务三业并举,使清江浦一度呈现出五方幅辏、肩摩毂系、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同时又造成了人文荟萃的局面,有清一代,经学大师顾炎武、阎若璩、训诂学家张昭、诗人王渔洋、袁枚,金石学家吴玉搢、藏书家程晋芳、思想家龚自珍、文论家潘德舆、戏剧家黄均宰都曾在这里从事过文化活动。因此这里出版、印刷以及书籍流通事业也格外引入注目。当太平军占领南京和攻打扬州时,有不少南方的书商手持珍本秘籍来到清江浦转售"又有“南北各军往来淮上,往往携古书珍玩求售。"我们从杨以增的儿子杨绍和《楹书隅录》记载中,可以看到海源阁藏书有不少是其先公在袁江从书商和军士手里购得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