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论红絮语之十三

承蒙何中华教授10月19日推送的“吴氏红学大揭秘”之至真斋主的《从文本信息推断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一篇博文，此前我对“至真斋主”与主张《红楼梦》系明末清初杭州人洪升作书说的土默热先生二人红学观点的异同不甚清楚，但探讨阐发作者所处时代背景或者书中所写人物故事之时代背景，是所有研究《红楼梦》的学者绕不过去的。恰好何教授推送了这篇博客文章，使我能够仔细审视至真斋主的推论过程和逻辑判断方法。

一、我对此文反复阅读了几遍，发现文中其实交杂着两个话题，一是否定胡适先生考证的《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而自己却没有提出《红楼梦》作者究竟是何人。胡适先生1921年写成《红楼梦考证》时，就感叹考证红楼梦的材料太少，但他极力搜罗当时所能见到的清人文集、志书等书证资料，尤其是注意搜求曹雪芹“同时代人的证见”，在搜求到与曹雪芹有很深交情的清宗室敦敏敦诚兄弟二人以及旗人张宜泉的诗文后，胡适先生既考证了曹雪芹的真实存在，又厘清了曹雪芹祖父曹寅曾任两淮巡盐御史、与同旗且有亲谊关系的李煦互相番代苏州织造府与江宁织造府、并曾经四次接驾康熙南巡大典的史实。不但更正了袁枚所记的曹寅与曹雪芹系父子关系的错误，也借助《八旗氏族通谱》更正了《四库全书提要》中所记曹雪芹祖上是镶蓝旗人的错误，明确了他们家是正白旗人，而且是直属于皇帝包衣奴仆的内务府世职。1927年夏天胡适先生重金购藏残存十六回的甲戌本《石头记》之后，他写出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更加明确了作者曹雪芹的真实存在和书中多写江宁织造府曹家家事。1932年徐星署先生在北京旧书市场买到七十八回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适先生阅读之后予以推介。这两个脂评《石头记》手抄本的面世，胡适先生都及时予以考证辨析，得出了手抄本早于程高刊印本的结论。恰恰是程高刊刻本进一步淘汰了手抄本，使作者曹雪芹在乾隆末年就不为世人所了解，书中所隐写的诸多家族“真事”同样不为世人所知，由此聚说纷纭，争议不休。正是在胡适先生的考证之下，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其实，在胡适先生1921年考证出《红楼梦》真实作者就是曹雪芹之前，曾经收藏己卯本《石头记》手抄本的清末著名藏书家董康和他的好友也是己卯本的继承人陶洙二人就已经明确了曹雪芹是真实写书之人，确定《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写自家家事之荣菀”。建国后，大陆红学界又深入考察清代乾隆年间的文集史料，找到了袁枚所记曹雪芹写作《红楼梦》这条信息的源头就是清宗室文人明义（字我斋），他同样有评点《红楼梦》的诗文，并且明确的写着“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祖曾任江宁织造之任”。这是史学家所说的“同时代人的证见”，有了这种证据，也更充分的证明了胡适先生《红楼梦考证》的严肃性和学术性所在，使得曹雪芹写作《红楼梦》这个“作者问题”的考证应该不再是个问题。胡适先生当年在他的《红楼梦考证》一书的结尾就曾说：“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作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同时代人的证见，更有三脂本上的曹雪芹著书的评注，这恰恰是文本内证和曹雪芹好友的人证，是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人难以逾越的。我们再审视至真斋主的推论，他从“如果此书有干涉朝政的真事隐，那么在文字狱时代参与此书创作的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遭祸是注定的。因此，所有把曹雪芹或其他参与者当做真名的考证研究都是荒谬的”，这种主观臆断的推论，是背离上述证人证据和文本内证的武断之言，带着“先入的成见”全盘否定胡适先生当年的考证成果，而且在结语中妄下大言的说“胡适的考证方法运用在红楼梦上是荒谬的”，“那些盲目崇拜胡适的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们陷在错误的泥潭里不肯幡然悔悟，实在是红学界的悲哀”。至真斋主这种不顾文本内证事实和“同时代人的证见”的否定曹雪芹著作权、否定胡适先生考证成果的大言立论，能有多少令人信服的证据？

我们再来观察至真斋主第二个关于《红楼梦》时代背景的推论。我们知道，大凡涉及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应该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作者和写作过程的时代背景；二是作者创作的故事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著者的时代”，这是当年胡适先生所提出的“考证《红楼梦》的正当范围”之一。而书中所写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可能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吻合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就如当今二月河（凌解放）创作的《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乾隆大帝》三部演绎历史的小说，所写人物故事的时代背景就是近300年前满清入关建立起全国性政权之时励精图治、开疆拓土、安邦定国的故事。就胡适先生当年的考证，他是基于《红楼梦》一书隐真示假，存在着很明显的家世背景，是“实录其事”的。也就是说考证出作者曹雪芹的时代背景，也就证实了书中所写故事人物的时代背景，二者是吻合的。我们从这篇博文分析看，至真斋主显然是在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前提下，着力于文本中人物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的考证。为此他提出了考证书中所写时代背景的三个信息“机关”。

其一是书中所写人物故事所处“末世”，至真斋主引用了冷子兴与贾雨村演说荣国府时说到“如今这荣国两门也都消踈了，不比先时的光景。”甲戌本上有一句批注：“记清此句，可知书中之荣府已是末世了。”雨村道：“当日宁荣两宅的人口极多，如何就消踈了？”此处又有一条批注：“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此已是贾府之末世了。”冷子兴又说贾府：“如今生齿日繁，事物日繁，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在“安富尊荣者多”与“运筹谋画者无一”两句话旁，有脂批：“二语乃古今富贵世家之大病”。即便是说到“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心上。”甲戌本有一批注：“亦是大族末世常有之事，叹叹！”在冷子兴与贾雨村两个外人讲述中，透露的是世家大族已届末世的消踈情景。连承袭父祖官职的贾敬也是撇家舍业、不管不顾了，这样的家族岂有兴盛而不衰之理？所以书中所写的这个“末世”我们必须看它前面的定语是“荣府”是“贾府”是大族末世。第五回关于探春和王熙凤判词中的“末世”，自然也是指家族的衰亡之时，是人们常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也是吻合警幻仙子遵宁荣二公之嘱以情欲之事警醒宝玉以期“规引入正”时的交代。所以批注者（脂砚斋）特意写到此书创作缘起：“盖作者实因鹡鸰之悲，棠棣之感，故撰此闺阁庭幃之传。”何谓“鹡鸰之悲、棠棣之感”？不就是家族破落、兄弟离散之悲哀吗？这也是第五回《红楼梦》十二曲之《好事终》与《收尾.飞鸟各投林》描述的家族离散之情形。至真斋主显然也看到了文本中所述的这个家族末世的叙述。但他又对“末世”这个概念进行了外延伸展，推论出“《红楼梦》里的末世是指朝代末世，贾家影射皇家。”又说“文本中说贾雨村（原文即此）、探春、王熙凤生于末世，都指的是朝代的末世，即明末。批语说荣府到了末世，指的是荣府所影射的皇家到了末世。”这种判断实是至真斋主舍弃文本、强拉读者归入已设圈套的强词臆断。这里，他使用了一个词语“影射”，这是当年乃至当下索隐派堆砌野史传闻、穿凿附会主观猜测的“附会的考证”的把戏。旧索隐派往往堆砌大量看似真实有据的听闻故事，然后推导出书中所写人物“影射”某人某事。现在，至真斋主直接舍弃了这些堆砌，上来就言之凿凿自信满满的论说“贾家影射皇家”、“探春熙凤的末世是朝代的末世，即明末”，这种空疏无据的虚证推求，有谁能信服？大概至真斋主太看轻当今读者的分析判断了吧？

为了证明自己的贾府末世系明朝末世说，至真斋主还利用了谐音双关之法，把书中贾府长房长子、在都中与道士胡羼的贾敬硬扯上是大明嘉靖朝，推论出明朝的衰亡是从嘉靖朝开始的，琳琅满目，搜罗不少嘉靖朝的故事，很有看头儿，但与《红楼梦》书中所写到底有多少能对上号，大概只有至真斋主自己知道。不过，至真斋主也有论证切实之处，这就是他指斥的官方红学家论《红楼梦》中“末世”是指“封建社会的末世”，这是冯其庸等人论述《红楼梦》创作主题的谬误。蔡义江先生在1979年拜访茅盾先生时，茅盾先生也曾经对此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家族末世就是家族末世，何以扩大为不着边际的朝代末世，更有甚者生拉硬扯上明末？我等读《红楼梦》者，实在是为土默热为至真斋主一叹！

至真斋主附会猜测《红楼梦》时代背景的第二个所谓的“机关”是“女娲补天”和书中写姑苏甄士隐家诸多不幸遭遇时“地陷东南”。为了辨析至真斋主所说正误，我们还需要从文本的描写叙述中来看“女娲补天”与“地陷东南”的意义所在。《红楼梦》的另一个名字就是《石头记》，甲戌本开篇《红楼梦旨义》又称《凡例》，就点明了“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也就是第一回所问“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则深有趣味。”然后交代女娲补天剩下了一块石头，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这块石头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后来遇到一僧一道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这块石头也动了凡心央求僧道携带到红尘中享受一番富贵温柔。在僧道施展幻术下，“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见一大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曹雪芹铺叙这么一大段文字，就是交代此书来历不凡，是空空道人从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石头上抄录来的。这也是故意设置的一个噱头，既忽悠读者，又回避自己作为此书放送者著作者的身份责任，当然是康雍乾之世严酷的文化审查制度下“虑触文网，故设数层障幕”的应对之举。所以，“女娲补天”故事的写入，只是交代这块石头的奇异来历，与红楼梦故事并无多大的关联。但在至真斋主的心目中，这是一个大关节，不光是水神与火神大战，还有“五德终始说”，洋洋洒洒，“很容易联想到明清易代史”，“用这个神话作引是在提醒我们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在明末清初”。连太虚幻境中的迷津、大观园里的水系、《葬花吟》里的沟渠水、芦雪广宝钗湘云的联诗，都是隐写明末争夺皇权的战争！至真斋主的这些诸多“隐写”，实质上仍然是旧索隐派看似“品类相似”的附会猜测。罗列再多所谓明朝历史，只能与书中所写是同构关系，而不能达成同一关系。

至真斋主为了论证他的《红楼梦》时代背景是“明末清初”说，又提出了第三个“机关”，就是文本中冷子兴与贾雨村演说荣国府时提到的“近日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他很细致地排比出了倪唐祝三个明代文化名人的生卒年月，从元末明初到大明嘉靖朝之初，这是与他框定的“明末清初”最靠谱的“近日”，再往下顺延百十年的乾隆年间，就不可能是“近日”了。如此硬性规定一个模糊处理的时间概念“近日”的时间上下限，恐怕难以服人吧？他还罗列了文本中“权势熏天的太监”来推论只能出现在明朝，清朝根本就没有，但他又说清末大太监李莲英、安德海作恶之事，一个理由就是乾隆年间不能有这样的太监！《红楼梦》中所写故事是与皇权朝廷紧紧相连的诗礼簪缨豪门贵族生活，在脂砚斋、畸笏叟等批注者的年代，就不为普通民人所知。在第三回中批注者还拿一个庄农人进京回家跟众人卖弄见了世面的笑话，来打趣那些“实未身经目睹，所言皆在情理之外”的人物，也在反衬曹雪芹对世家大族家常礼数和日用家常实事描写的逼真。皇宫中权势太监对豪门权贵的勾连与侵夺，“伧夫”之人远离其时远离其境的猜测推论“岂不可笑？”即便是土默热主张的“十二伶人”只能出现在明末清初而乾隆年间不能有，有什么确切确凿的证据？再论“《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延续下的文学作品”，这种论述文学传统文学继承关系的推论，就更难以给《红楼梦》的出现划出一个明确的时间段了。因此，至真斋主所言之《红楼梦》时代背景只能是明末清初，是影射皇权斗争寓意国家遭难而非是一个家庭的不幸，其谬误当然不在庄农人进京一趟回家时的海口夸耀之下。

二、山大何中华教授回复：王先生好。我以为《红楼梦》一书写家族末世是否影射朝代末世，不宜轻易下结论。唯美主义强调审美的自足性，对艺术创作不可作社会学解释。但考虑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如“文以载道”、“诗言志”等等传统，特别如《红楼梦》一书作为民间文学作品(？)，恐怕与讽喻功能脱不了干系。对朝廷兴衰不可直言，只好借说书来曲说，也是可以想象的。再者，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是建立在家国同构基础上的，家乃国之缩影。对家族命运的描写，有意无意地就折射出国家的命运。以古讽今，以家喻国，至少在中国是经常为文人所袭用的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一书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朝代命运的缩影。当然，作为一个学术判断，尚待确切的证据的揭示，红学界应当已做过若干工作，但这项工作又是开放的，未完成的。胡适当年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大概也吻合于此。这是我的一点粗浅之见，请王先生指正。

山大何中华教授回复：对文学艺术作品作庸俗社会学解释固然有牵强附会之虞，但把文艺作品同社会相剥离，又走了另一个极端。如宋词中的艳词就折射出宋代城市生活的奢靡，我们由此可以窥见有南宋市民生活之一斑。当然，这里的分寸宜小心把握。

三、何教授的两则回复所言甚是，对我启发很大。《红楼梦》作为一部出现在满清朝廷定鼎北京建立起全国政权已有近百年时间的乾隆年间，并且作者家族归化满洲机缘巧合成为皇室包衣奴仆、为康熙帝宠信有加委以重任达六十余年织造府和巡盐御史之职，成为世受皇恩的诗礼簪缨之族，他们对这种恩情无以为报，对这种富贵荣耀生活留恋不舍，故此发出了“恩情山海债，唯有泪堪还”的感叹。在“树倒猢狲散”之时反思审视自家人享受这种安逸不思读书科进不思兴业保持，尤其是家族末世中孽情败家，更有诸多皇权侵逼乃至“无情兽”之人的抄家诸多祸患，导致家族离散如“飞鸟各投林”。作者对恩情再造的感念和对孽情败家的冤屈倾诉，共同构成了情之迷人与情之误人的互为关联互为激发的关系，将自己家族由繁华富贵跌落困顿离散的悲愤哀怨，和书中所写宝玉诸人迷陷情中身为情痴情种的抱恨，借助闺友闺情的描述，传达出衷曲情常。正是有了这些时代背景的隐写，《红楼梦》一书“大旨谈情”也就有别于此前才子佳人小说言情的社会背景与时代政治力量。我们不否认中国文学传统“文以载道”与“诗言志”的功能。志者，自然是思想是意识是作者情感情怀的表达。道者，自然是文学作品传达的主旨主题。这是我们阐释解读《红楼梦》时不可能舍弃或者忽视的。尤其是如《红楼梦》这样一部主题高于情节主题统御情节人物的文学巨著。由于书中所写故事与皇权与朝廷与王侯官员的紧密关系，所以历来读这书的人在索解“真事隐”时，一个共同点就是清廷或顺治或康熙或乾隆朝抑或这个那个宠臣家事，这都是对文本中的政治或隐或显存在的索解。文学创作中政治、宗教礼法、民族民俗等人文社科内容从来没有缺席，尤其是曹雪芹作为一个旗人作为一个曾经阔气曾经荣耀显达的皇室包衣宠臣后人，与皇权的千丝万缕的政治关系也以一种言情小说的形式，浸透在故事情节之中，体现在作者对于迷陷情中诸人的叙事中。他的这些揭示这些主旨传达，是借助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太极图的结构形式展示的，而不是直接的显性的表白改朝换代皇权斗争来体现的。所以何教授回复中用“曲说”用“折射”来表达这种社会学的存在和讽喻功能、以家喻国之旨，是恰当的。

《红楼梦》中诸多满礼满俗的细致描写，包括满人崇柳敬鸦鹊、女人爱花饰花（花柳金闺质的女儿在家族倾覆时一同沦丧，这也是《葬花吟》、《芙蓉女儿诔》写入的真意所在）、尊崇未嫁女、以西为上等等满族礼俗，共同构成了曹雪芹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是此前所有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学者忽视的也是族群隔离所致的盲区。但在书中细节描写里时隐时现，也正是这些满礼满俗的存在，显示着贾府日常生活的尊荣显达和皇权统治的威严。这也是土默热与“至真斋主”等人忽视无知之处。这些细节描写显示的时代背景，是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标签，是否定洪升作书说的铁证。1954年红学大批判以来仓促上阵的汉人红学家不懂满礼满俗，文革中批斗派红学家以批斗挞伐为能事无暇顾及，作为蒙古族红学家的土默热舍弃文本中的满族民俗礼仪，似乎有些令人费解。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  王纯忠

                2019年11月1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