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日，我受重庆开县徐某委托前往深圳办理工伤赔偿案件，到今天止刚好二十年。在为民工维权的二十年里，受理了相关案件一万余件，既有通过诉讼过程促进工伤法律条例修改的成就感，也有为民工维权处处碰壁而来的无力感；也曾因常年为民工维权受到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声声叫好而傲娇，也曾因当事人拒付代理费发文“一群狗日的又跑了”而引至一片叫骂声顿感失落和愤怒。

这二十年，我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民工权益保护法治进程；这二十年，民工维权的经历给了我人生经验；这二十年，是我生命中的黄金时间，没有献给热爱的故土，没有赠予亲爱的家人，给了另一群值得尊敬和厚爱的人；这二十年，给了我一个可以命名的时代，周立太民工维权之路二十年；这二十年，带给了我荣誉和盛名，但更多的是痛苦和挣扎。

如有人问我这一切是否值得，我想值不值得是不需要回答的，它带有偏见和狭隘，一个人、一个时代不可能就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

原本打算写一本关于回顾我二十年民工维权之路的书，但由于常年到处奔波，“受托于人、忠人之事”，全力为当事人办好委托事宜之余，再无时间及精力整理书写。今日偶有闲暇，遂写一篇短文寥寥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