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鸿

多时没有从其他途径看到“周立太”这个名字和相关信息，最近，忽然铺天盖地地出现了“周立太”和农民工当事人之间的一些“恩怨”报道，以及引发的舆论波。

因为对周立太律师有过多次接触、采访，对他当年在深圳的处境和遭际有些许的了解，所以，这些报道立即钩起了我的许多回忆。我试图找到当年我写过他的一些报道样刊，无奈在旧纸堆中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只好按照记忆的粗糙线索寻找他的印象。

认识老周大概是1998年，那时他在深圳区域打“劳资官司”已经渐见气候，坊间多有传说。当时我在宝安区的《大鹏湾》杂志谋事，这是一本面向打工阶层的月刊，虽然没有公开刊号，但是在珠江三角洲的打工群体中有相当的影响力。我当时连续数年负责主持一个叫《大鹏出击》的新闻纪实栏目，采写了一批反映打工者生存状况和官司维权类的稿件，与一些活跃在周边的维权人士有些接触。一天，一位同事来了客人，他就是周立太。记得老周带着一个年轻人，说是他的助手。老周讲一口浓重的川音，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精力充沛、豪爽侠义。那天中午，老周做东请我们吃了个午饭，喝了点啤酒。他从深圳东部的龙岗过来，急匆匆要赶回去。那里成为他日后征战四方的大本营。

此次见面后，我们偶尔有电话联系。听说当时老周在龙岗租了个大套房，把几十个求助于他的打工者接过来，吃住在那里。而这些人当中，多是生活无着落的遭遇工伤事故的断手、断掌者。老周给他们一件件立案奔波，也管他们的吃住行（有的人连出门路费都没有了）。老周在那里打官司的场面是非常壮观的——常常是同一天开几个庭，浩浩荡荡地开赴法院、劳动部门。今天老周遭遇的“逃避律师费”情况，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一些人官司打下来了，赔偿拿到，人却不辞而别，不仅律师费没给，连生活费也分文未付。

如此打官司，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他到底靠什么维持？这引发了一些媒体的猜测，也成为律师业界的猜测。这实在是个很难理解的问题，一来劳资官司标的低，就是收取费用也高不到哪里，二来老周的代理活动近乎“投资行为”，接下委托，也等于把当事人先养下来，而“投资”是有风险的，比如人跑了。作为律师，他的行为往往又带有“慈善”的色彩，而作为慈善活动，他却又以律师身份在践行。在那时，老周不断被推上媒介，怀疑、赞誉，种种声音皆有。我不知道媒体的宣传，给老周带来的正面效应多点，还是负面的成分多些。

老周就那样一边“恼火”，一边折腾。

1999年春，我专门去龙岗找老周，目的是做一个专访，试图还原真实的周立太。我的意愿是到他的住所看看，感受一下真切的环境。然而，到了龙岗，我被告知，到一个诊所找他。我租了部摩托车，七弯八拐，找到了这个私人诊所，我看到他像一头累垮的老牛，斜躺在长沙发上打着吊针，重感冒已经让他说不出话，鼻涕眼水齐出。这是个简陋的诊所，坐堂的医生对我说，他舍不得去医院，有什么病拖一拖，然后才到我这打个针抓点药。

看着眼前的“打工者代言人”，我的内心五味杂陈。深圳的律师多不胜数，但是，愿意代理底层打工者官司的，恐怕不多。这不是来钱的官司，同时，也是令一些部门、企业生厌的事。公众喜欢用道德的评判来简化一些现象，而作为律师这一职业，却不能在道德的圈子内打转。比如周立太，可以做一两个人的“慈善”，不可能做几十人、几百人的“慈善”。当时，把老周累垮的，不仅是手上麻团般的案子，家里养着的几十号人，更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在那个简陋的小诊所，我跟老周做了一次长谈，直到吊针打完。老周嗓音嘶哑，说到激动处，“川骂”叠起。其时，他最大的困扰是——如何坚持。

感觉到老周似有什么约请，我打消了和他一起吃饭的念头。就这次和老周的交谈，我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稿子，没有赞美，也没有怀疑，相对客观地做了描述。

而后，老周开始被推向风口浪尖，最轰动的就是与当地司法局的一场较量——司法局认为老周不具备在深圳代理官司的资格，属于异地执业，要“驱逐”他，老周干脆把司法局告上了法庭。这个时期是老周在媒体曝光最高的时期，这场官司之所以引起强烈关注，是因为它暗合了标本意义——在流动人口比例巨大的深圳，如何界定律师“异地执业”的问题，当然，这里涉及的也是操作层面的技术问题，这是一出影响颇大的行政官司。

我记不起官司结局是如何了，也难于品味老周的离开，是败走麦城，还是黯然离去。

前几天，谈起周立太，一个律师朋友这样说：“其实，深圳少不了他。”对这一点，我内心是认同的。

当年在深圳，周立太所进行的，就是一个人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