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一个要依靠选票才能当政的国家，民怨是执政党的噩梦，因为一旦民怨飙升，执政党便有落马风险，虽然从建国以来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过，但2011年的大选着实让执政的行动党喷出了一身冷汗，该次大选执政党以有史以来最微弱的差别惨胜，这还是多亏了集选区带来的选举优势所得。

这样的结果是执政党忽略了民意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这其实是反映出当局照顾民意的做法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而其中外籍劳力的引入问题，就被反对党当作重拳击出，让行动党在此问题上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同时，新加坡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里讲的是精英治国，这种理念的还必须保有统治者的荣华富贵，是要和老百姓拉开档次的。新加坡的公务员赚取世界上同类中最为丰厚的薪金，与平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世界上排名顶尖。虽然在2011年大选之后总理等国要大员被迫减薪三成，但过不了多久，以经济好转为由又再次回升。

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根据新加坡提高公务员薪水的计划，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11年的年薪从162万美元提高到218万美元（约376万新币）。这样富贵的领导自然也不能太亏待了民众，新加坡本地人的薪水要比外地人高，工作机会也是本地人优先，除此之外公民还有年终分红，而且不必去做劳苦脏累的工作。

这种双向富裕共同快乐的道路是不可能从天而降的，我们知道，世间的一切皆有因果，没有穷困的付出群体，就不会有富足的得利群体，官巨富民小康的美妙国体如果存在，那也一定只是表象。

美国人的富裕，让全世界的人为其打工、中国暴发户的层层冒出，背后血汗工厂里的贫困铺筑着路基、印度的富豪排名世界顶尖，而这个国家却拥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穷人。那么新加坡的＂油水＂又是谁在为其埋单呢？

＂98海鲜档＂就是一个微小的但又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我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家名叫美食带的食阁，地方不大，里面大约只有7、8档熟食摊位，生意一直都还不错，而维持生意兴旺的只是其中一家98海鲜煮抄档，来此用餐的人十有八九都是冲着它去的，而其余的摊位则常常是挂着待租广告，租户常换，而那家98海鲜档不仅一直开在那里，而且连他的员工似乎都从来没换过。

我是知道原因的，每个新加坡人也都明白，那个98海鲜档是个大档位，雇员就有几十名，但除了老板自己，所有员工都是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外劳，这些外劳大多数都是和老板有合约在身的，特别是中国人一定都是合约工，所以至少在合同期内是不能离开雇主的。我认识一位叫小玲的服务员，了解到她的薪水只有1100元新币，而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月休两天，休息日也必需由老板来定。虽然包吃包住，但这样的工作本地人能干吗？这种情况看着是不是有点包身工的影子？而没有这些包身工的辛劳工做，哪里会有热闹火红的98海鲜档？

但新加坡政府为了防止本地雇主过于依赖外劳，以至于本地人在低级领域里完全失去机会，规定雇员中本地人和外劳的比例不得少于1：4。但98是怎样做到老板一个本地人搭上二十多位外劳的呢？这里就有个不太巧妙而实际有用的办法，把老婆孩子或者自己的亲戚注册成员工，就够了比例。
但不是每个老板都有庞大的家族成员的，况且那些雇有几百上千外劳的企业，也绝无可能利用家族人员，来填充比例。这就使得本土人员，即便技能很低，也可成为抢手的人力资源。

在本地，一到每年的年尾，低收入者都有一个小小的盼望，赚足了的政府会派发出一粒糖豆—约600至800元的花红。这笔钱是政府收入的盈余，而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而税收盈利则依赖与大量外籍劳工支撑着的千行百业。但廉价外劳的大量涌入仍然会挤掉不少本地饭碗，特别是那些依赖因劳动力资源稀少而能侥幸获得工作的人。

那么，对于本地人来说，获取这600多元的花红和失去一份固定的低收入来源相比，老百姓的情绪是可想而知的。但对于政府来说，如果缺少大量外劳为本地各行各业增添活力，经济就不能取得有效增长，也就没有那600块钱来充当圣诞老人了，当然就更不会有世界第一的公务员薪金配套了，政府的选择不言而喻。

政府的选择是市场性的也是发展性的，但很遗憾，却不能做到很民意，除了低级劳工市场的就业威胁，高级市场的工作机会也会随着整体就业机会的改变而改变，同样也会不可避免的遭遇外部蚕食。

这就好比当家人从让自家人干活，而转向勤劳能干，只拿微薄报酬，而又无权分红的外人干活，当然，最好让只吃草的驴马干活来供养一家人更好。这样，当家人便可以获得所有家人的支持和拥护，自己也可以理所应当的得到最高回报，他不仅使这个家兴旺，还使得这个家的成员，不必从事繁重的工作，也能得到不错的利益。那么，表面上这个家是昌隆的，但如果把所有作出贡献的人都算在内，这个家其实是贫穷的，正是这些被排除在应受照顾之外的人，承担了贫穷。

在中国，我们常用一个人均数字来自省，无论我们的导弹捣了多大的窟窿，无论我们的神7神8飞的多么勤快，无论我们的经济总量盖过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当我们一旦提到＂人均＂脚就会发软，表面的风光便被一扫而光。因为我们无法同新加坡一样，把那些做着最基础而又不可或缺贡献的人排除在享有风光权利之外。

至少他们享有吵着要分享风光的权力！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不太人道的假设，如果中国的面积还只是停留在宋朝般的大小，那么中国的周围就会突然有了数不清的外劳资源可供利用，而且用的合理合法，且不必遭遇类似@占海特等事件的困惑，风光和私利都享有的心安理得，实际的益处可以让让国倡民富，连江浙一带的农民们都有着庞大的外劳雇农群体可供使用。那么一个类似新加坡的富裕国家就会出现。

相信这对于上海人来说更是体会深刻，因为单独计算上海一地的经济总量，可能在数十年前便富比新加坡了。然而，如果缺少了上海之外的庞大市场和无穷无尽的劳力资源，上海的发展也是一句空话，正如新加坡失去外劳后的经济必将不将。

劳动力潜力的开发，如同对能源的开发是一样的道理，实际上都不是无穷尽的，在利用外部人力资源的过程中，本地人力结构会发生必然的变化，外劳干久了也会变成内劳，农民工干久了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成为市民工，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转移，而不是某些慈善家的赏赐，猿猴是无法通过法律庇护而变成人的。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群体社会的形成，都是通过市场规律外加付出劳动，而逐渐形成的。现在的大部分上海市民也是原本的外地人和乡下人转变而来，现在的多数新加坡人也是原本的中国、印度等国的外劳或流民进化而来。而这些熬成婆的媳妇们更懂得来之不易的现状，这就是每处必有的排外情绪。

理论上来说人是生而平等的，而实际上人人都明白这是一句空话、废话。人不仅因地区限制而得到不同的待遇，也在国与国的差别之下更加谈不上平等。占海特可以合法的申诉不公却不一定就能合理的一偿宿愿，新加坡中国籍司机的合理罢工却可能不合法而遭受牢狱之灾。

我们很难说占海特之流是在投机取巧，也很难说新加坡罢工的司机们是在妄想所谓的公平，这或许就是一种特殊的进化过程，现代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高速公路。但社会不管如何发展，农耕鱼牧的本质不变，没有电脑人还是可以生活，但没有了农耕鱼牧人就活不下去了，说句不太给力的话，生活就是生下来就要干活。呵呵！

写着写着就发现自己老跑题，而本来也就没什么主题，想到什么写什么，跑就跑吧，散点论证嘛，而写到这里就似乎写完了，其实也不是真的写完了，而是写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