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辉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日前说，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单产。建议政府改变补贴方式，变按田亩补贴为按出售粮补贴，政府可用高价收购农民粮食，然后再平价卖出。这样可以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增加国家储备粮食的储备量。
                                 据4月8日《广州日报》
  
     在耕地日趋减少、农民增收乏力的情况下，袁隆平院士的这个建议无疑对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很值得各级政府认真对待。
     袁隆平院士的建议表面看是为了增加种粮农民的补贴，放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也可以看做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的一项权宜之计。怎么理解这一点？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外贸明显放缓、而投资见效的周期又较长，唯一能快速见效的、拉动经济的办法就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前提是老百姓手里要有钱，没钱怎么消费？没有消费何谈拉动内需？现在的问题恰好是，大多老百姓手里没钱。13亿人中，收入最少、增收最慢的则是9亿多农民。近几年，尽管农作物价格有点上涨，但总赶不上物价上涨的总体水平，农民手里哪会有钱？
    从2004年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直补政策，随后两三年，粮食种植面积开始上升，耕地抛荒的势头也得到了遏制。从2006年1月1日起国家又取消了农业税，按理说农民应该从农业中有钱可赚了，但稍微了解农村的人都知道，目前农民并没有因为这些惠农政策的实施而得到实在的增收，是国家的一系列惠农政策不好吗？显然不是。那问题出在哪里？
    实际上，在粮食直补政策开始实施的2004年，化肥、农膜、农药等农村生产资料的零售价格就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普遍上涨的情况，以农村常用的化肥碳酸氢铵为例，2004年当年平均价格上涨了50％；最普通的国产尿素平均价格也比以前上升约23％左右，后来有的地方一袋尿素最高涨到130元，一袋二铵涨到280元。尽管后来国家对化肥价格上涨进行了限制，但随着农资需求量的急剧增加，农资价格仍是一涨再涨。个别地方还出现过对粮食补贴的截流现象。这些因素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冲抵了中央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
    正由于种粮农民不“增”反“赔”，许多农民宁愿出去打工也不愿在家种地，抛荒现象又在少数地区再次出现。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又在以不同的名义在侵占着本已快速减少的耕地。这些现实情况，不仅影响着农民种粮积极性、制约着农民增收，也在客观上威胁着国家的粮食安全。如果任由其发展蔓延，后果很难想象。
    在这种情况下，袁隆平院士的“变按田亩补贴为按出售粮补贴”建议更具有现实意义，如果这种政府补贴方式能改变，肯定会实实在在增加种粮农民的收入，这样势必会把一部分外出农民又拉回到了田地里。但是，光改变粮食补贴方式还远远不够，如果不能有效稳定农资价格、不能解决农资价格连锁上涨的问题，即便真按袁隆平院士的建议改变了补贴方式，农民还是增收无望。
    所以，改变对种粮农民的补贴方式必须要与稳定、抑制农资价格上涨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既要给农民看得见的补贴实惠，又要想法设法消除冲抵种粮农民收入的一切不合理因素。只有这样，种粮农民才能因种粮而增收，才能从国家的惠农政策中得到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