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咚”，进来一封短信： “天南地北任西东，战友情结贯苍穹。又逢八一添思挂，寄语诸君多保重。”

    信是昌俊从武汉发来的。噢，今天又是八一。

    我和昌俊都是1973年入伍的。我们先在一个宣传队当兵；他拉二胡，我敲扬琴，可谓琴瑟和谐，配合默契。后来又一起到师部文化科当干事；他管群文，我管创作，是黄科长的左膀右臂。整整八年半，我和昌俊、后来还有从武汉军区调来的科长，住一个窑洞，吃一锅米面，洗一个澡堂；还一起参加了1979年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

    三十年前的2月17日清晨六点左右，万炮齐发，山摇地动。我们仨隐蔽在距前线约4公里的亲手挖的猫耳洞里，捂着耳朵，闻着刺鼻的硫磺味，说不清兴奋，紧张，还是心慌。

    10点左右，第一批伤员运了下来，大多是在强攻边境高地时，被敌军地雷炸伤的。不少伤员的担架上，还放着被炸断的已经发黑的残肢。伤员数量之大，创伤情况之复杂，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我们师自团长以下都没打过仗。战争就这样，突然呈现在一代年轻军人的面前。

    一个半月前，部队从大雪纷飞的洛阳出发时，血火交织的战场还只是我头脑中的电影片断。捆扎留守物品时，我还特意塞了份留给家人的信，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而眼前的惨烈，把我的幻觉一扫而光。

    伤员越来越多，医护人员已从最初的慌乱中稳下神来，争分夺秒地抢救着战友的生命。一辆军车颠簸而来，抬下的担架上，伤员已失去知觉，但锁骨处还在不断地往外渗血。医生见势不好，来不及进手术室，就直接用手攥着团纱布直接塞进伤口强行止血。其他医护人员赶紧拖来各种器械，全都蹲着或跪在手术室门外的青砖地上紧急施救。后来听说幸亏抢了这几十秒，否则根本来不及。

    在师长张万年的指挥下，我们师力克禄平，强渡奇穷河，迅速插向凉山左翼。此时政治部首长下令，各科室由科长带一名干事下部队直接参战。科长黄国桢问我和昌俊：“你们谁去？”

    这时的我，已多次目睹对伤员的抢救，也见过一些焦黑的敌军尸体；在后方一座葱绿的小山上，我还目睹电影队的兄弟在不断掩埋着烈士的遗体。说实话，心里很慌。但这种时候，当兵的谁敢当孬种！脑子一热，头皮一硬，心虚气短地说地说了声“我去”！

    昌俊还算平静，说话的声音也不大，“还是我去吧”。见我想争，他又平缓地看了我一眼继续说：“你爸爸妈妈就你一个儿子，我还有个弟弟，应该是我去啦”。科长随即把手一挥：“就这么定了，我带昌俊去”。

    这次行动持续了一个星期。科长和昌俊下到一个步兵营，经历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还误入过一个地雷阵，所幸凯旋而归。事后科长告诉我，在我表态前他已同昌俊商量过了，怎么着也是让他去。战后，昌俊荣获了一枚三等军功章。

    科长和昌俊现都在武汉。科长退休三年了，而昌俊也早就当上了大校。2007年年底，他俩结伴到广西宁明，专程探望了我们师长眠在那里的二百三十多位战友。在给我的电话里，科长琅琅讲述着当地的见闻，激情不减当年。说着说着，他忽然“哎呀”了一声：“这次应该把你一块叫上才对呀”！

    当时，我曾默写了一首小词：

    夜来幽梦回南疆。

    猫耳洞，小山岗。

    血染枝头，木棉吐芬芳。

    记得硝烟弥漫处，

    红帽徽，绿军装。

    今天，我又给昌俊回了封短信：

    当年毛头皆白头，往日征衣尽寒衣。晨号不闻仍早起，夕阳但听爱晚诗。

    谢谢昌俊，谢谢科长，谢谢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