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无锡市民拧开水龙头，流出的水不再清澈，而是散发着浓浓的腥臭味。令人震惊的“太湖无锡蓝藻”事件由此爆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到6月1日，用当地政府一位官员的总结，叫“打了72小时的人民战争”。

事件是一天爆发的，但蓝藻不是一天长成的。

蓝藻成长的条件，一是高温，二是要有营养丰富的水体。高温年年有，但水体“营养丰富”，绝非一日之功。正是由于太湖四周企业和生活污水的无节制排放，最终给蓝藻生长提供了土壤。能够查到的资料是，太湖梅梁湾在17年前的1990年夏天就曾蓝藻大爆发，堵塞了无锡水厂取水口，迫使无锡市百余家工厂停产半停产，当地居民住在湖边无水喝。17年前的警钟，看来早已烟消云散。

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蓝藻不只出现在太湖。大凡封闭的水域，经常能见到蓝藻的影子。只不过，太湖太大，周围居民太多太密集，所以引起的影响就大。按官方的资料，中国有超过3亿的农民难以喝到干净的水，在淮河，在黄河，在松花江，在数不清的湖泊，污浊的河水造就了不止一个“癌症村”，但是，由于他们力量的分散，没有产生大的影响，构不成所谓的“环境事件”，所以不被社会充分关注。

“太湖蓝藻事件”是中国水危机的代表，而水危机又是中国环境问题的代表。我们可以调长江水进入太湖、用高科技来集中杀死太湖的蓝藻，但是，靠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只要江河海湖的富营养还在，蓝藻就会在别的湖“春风吹又生”。

面对环境保护，我们说的多了，做的少了。至少从表面上，如今不会有官员对环境保护提出异议，但是，真要他们拿掉一批项目、适当降低当地的GDP的增长，他们又常常顾左右而言他。

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经济(资金)问题。中央党校周天勇曾经撰文认为：“目前的体制只能是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确，如果不对现行环保体制进行思想上、制度上、政策上的全面思考与改变，中国的环境问题很难彻底解决。

首先，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不合理。惟GDP论依然盛行，不择手段增加财政收入成为地方官员考虑的主要问题，而官员在某地的短期任职制度，又导致他们不考虑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先污染后治理”事实上成为“我污染你治理”，结果是大家都不治理。除非发生像太湖蓝藻这样的火烧眉毛事件(这样的事件可能会影响政绩)，环保问题不会提高到“压倒一切”的程度。

其次，政府职能缺失。保护一方净水净空，本来就是政府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在地方政府的所有责任里是微不足道的。因而，用于治理污染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到位，是普遍现象。各级地方环保机构的经费，以前是自收自支，曾经出现过“越污染(环保部门)越有钱花，越治理污染反而越穷”的怪象；现在虽然实行的是收支两条线，先收排污费和罚款，上交后再划拨，但是很多地方还是存在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的潜规则。

第三，外部基本上没有什么监督力量。从环保法律看，实际司法并不支持污染受害者的诉求，像太湖污染事件，尽管损失巨大，但是，最后埋单的是政府，那些排污的企业并没有收到民事法律上的索赔，因为根本就没有人起诉这些企业。如果法律允许并支持市民打官司，那么这些市民就会成为自然环境的天然的看护者。而环境保护监督力量中的民间组织和媒体舆论，也处于尴尬状态，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秦伯强认为，“太湖的富营养化已呈积重难返之势，单个的、短期的、片面的措施根本无力回天。如果按照太湖流域现有的治理模式，未来10～20年内，太湖生态系统结构很难有根本好转”。我也在想，如果10年到20年，太湖也难以好转，是不是意味着蓝藻事件还会爆发？而现在，至少还可以调长江水来冲淡太湖的灾情，但是，长江也在被污染着，如果整个中国的环境保护还没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20年后长江无干净水可调，太湖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