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广汉三星堆一直以其独特的文物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近年来更是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旅游行业的热门。不久前，作家岳南推出了新著《看见三星堆》，用生动的笔触再现了三星堆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近百年的发现、发掘过程，以及相关各方围绕三星堆文物展开的激烈博弈。岳南是国内知名的描写考古发现、发掘的纪实文学作家，他撰写的《风雪定陵》《复活的军团》《越国之殇》《绝代兵圣》等一整套总标题为“考古中国”的大型考古文学作品，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看见三星堆》以第一手资讯和历史资料，用众多发掘现场实景照片、从未公布的文物图片，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完整的三星堆。近日，就这本书的创作情况，本报记者专访了岳南。

记者：被学界誉为“夏商周考古第一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邹衡先生谈道，早在1996年国家组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学术讨论会上，您就是被批准允许的唯一一位全程采访并执笔写作这一“工程”的记者兼作家。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三星堆、什么时候开始计划写作三星堆的？从1996年到现在推出《看见三星堆》，为何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

岳南：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发掘，真正引起社会性轰动是1986年夏天发现的一、二号祭祀坑，以及坑中出土的8000多件文物，包括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青铜纵目人，不同相貌与装束的青铜人头像，以及数千根象牙和大量精美玉器等等。如此奇特和高规格的文物出土，一下子就轰动了社会各界，好事者纷纷把目光聚向三星堆，探寻它的神奇与渊源。

我当时正在部队当兵，对这一发现偶尔看到，并未放在心上。1990年之后，我在当时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期间，因机缘巧合，撰写了一部北京昌平十三陵之定陵地下宫殿考古发掘的纪实文学《风雪定陵》且反响不错（至今已销售70万册），这才连带地关注起整个中国大地上的考古发现与文物发掘、保护等问题，三星堆开始正式进入我的视野，对此作了一些研究。

1996年，国家正在组织学者、专家搞一个重大攻关项目，即“夏商周断代工程”，我当时在杂志社工作，因为已写了几本考古题材的纪实文学，在出版社和“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领导邀请下，我进入这个“工程”采访并参加学术会议（只记录，无发言权），算是特约记者兼作家吧。“工程”宣布阶段性结束不到一年，我就完成并出版了这一考古纪实文学作品《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并很快翻译成日文、韩文出版，同时在中国台北出版了繁体字版本，在亚洲的汉文化圈引起较大反响。

2003年，我觉得应该写一写三星堆这个题材了，于是就在这年春天到达成都，开始采访先后参加三星堆发掘的考古人员。通过访问和实际勘察，我了解了这个遗址发现的源起和经过，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和历史真相。事实是，三星堆遗址的地下文物早在民国时期的1929年就发现了，是当地月亮湾燕氏家族的人在自家院子外一个叫马牧河的支流清理淤泥时发现的，当晚，他们一家人借月黑风高之机，悄悄把发现的一坑玉器弄回家中先埋藏起来，之后就到成都古董街试探性地销售，刚出手没几件就引起西南地区古董界与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视，云贵川甚至陕甘青等地区的文物贩子，四处打探贩卖玉器者的下落。与此同时，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博物馆的中外学者也闻风而动，想方设法寻找神秘的玉器持有人。最后连当地军阀和外国牧师都插手进来，共同为此事奔波。经过几番折腾，终于找到了玉器的埋藏地点和挖宝人。

随后，华西大学博物馆组织人力物力对月亮湾进行了小面积的发掘，发现了三千年前的一些商周遗物，但没有找到新的玉器坑和其他器物埋藏坑。发掘草草收场。

新中国成立之后，四川大学与四川博物馆的文物考古专家对三星堆念念不忘，又多次组织人员对这一地区定点进行考古发掘，直到“引爆”了1986年两个祭祀坑8000多件文物的空前大发现。

经过一个月的访问和实际调查，基本弄清了三星堆这个地方几十年来发生的故事，以及祭祀坑和出土文物的年代、内涵、来源等问题，第一稿很快写成并得以出版。

因为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往前推进，新的发现层出不穷，我的写作也就没有画上句号，而是跟随考古发掘进程不间断地访问考古发掘人员并到现场进行考察，以使自己的写作与时代同步。前几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旁边又发现了六个祭祀坑并一口气出土了17000件文物，再次轰动了世界。我自然不能视而不见，于是，在这六个祭祀坑发掘结束后，我到成都等地详细访问参与六坑发掘的教授、学者和一部分博士，半年后，完成了这部最新著作《看见三星堆》。

记者：三星堆的发现、发掘跨越了近百年，其间涉及政府机构、学界、民间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相关史料的搜集难度非常大，请您谈谈其间甘苦。

岳南：我对三星堆遗址的正式访问与调查研究是2003年，至今已22年矣。所谓的甘苦当然不是吃住行问题，而是四处寻找与遗址发现、发掘相关的人员，以及对方是否乐意见面并倾心交谈的问题，因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发掘、保护和出土文物的归属性，加之考古单位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有些知情者出于各种考虑或者顾虑，并不愿意出面交谈，更不愿意吐露历史真情。有时给知情者打几个电话都被拒绝，搞得很沮丧，头痛，有一种挫败感。这样就不得不寻思突破口，以便找到乐意交谈的知情者，获知历史真相。

记者：书中复盘某个重要事件时，常常使用直接引语的方式让当事人说话。这种“直接引语”的使用，是文学想象还是有扎实的依据？您在写作中如何平衡“大事不虚”与“小事不拘”的关系？

岳南：对一个事件的描写，时代背景与年月日、人物与事件本身的主体不能向壁虚构，必须是真实可靠的。不能把春季发生的事弄成秋天或冬天，人物对话尽量访问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过交往的中间人，尽量做到符合历史的真实，这一点司马迁《史记》中就有很好的例子，比如秦赵长平之战、荆轲刺秦王、项羽垓下之围等等，这几个重大事件，司马迁都是通过与事件紧密相关的人得来的信史，因而写起来慷慨悲壮、鲜活有气息，读者也从这个气息中感知历史深处的真情。《看见三星堆》遵循的也是这个写作规则，尽可能地通过多种原始资料和与事件相关人员的口述或笔录，还原历史。

记者：《看见三星堆》封面上有一句推荐语，“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天下”。“惊”也是这本书带给读者的一种阅读冲击：三星堆里，藏了太多好故事。请您给读者推荐几个特别的三星堆故事。

岳南：三星堆遗址发现、发掘的故事太多了，而出土的器物更是“惊”倒了世人，青铜大立人、神树、神坛、玉璋、玉璧等等，几乎每一件文物都充满了神奇、神秘与摄人心魄的力量，由此产生的各种说法、猜测多如牛毛。比如说三星堆是外星人在地球上设的观测点，以观测人类进化情况；出土的太阳形青铜器，是外星人驾驶的宇宙飞船碰撞岷山后遗落的方向盘。又有人说是中原人偷盗的殷商王朝青铜法器，越过高山大河扛到三星堆古城来，先是利用后是埋藏等等。这些故事有的惊世骇俗，但我在书中列出的同时，还是较为理性地采取了自认为更符合科学精神与科学依据的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当然，这部作品我最得意的地方是比较全面地再现了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发掘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的人事纠葛与利益纷争。这些在当时看来并不重要的琐碎事件，恰恰构成了百年发现、发掘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回眸三星堆百年发现、发掘的历史，正是这些发生于现实中的一个个小的事件，促进了人们意识的提升，文化的进步，三星堆这个“古城、古国、古文化”的圣地，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与研究，对提高民族自信心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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