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葬明代万历皇帝、皇后的十三陵区定陵地下玄宫打开后情形

    我想说的是，在撰写这批以现代田野考古发掘为主、历史背景为副的纪实著作的时候，从考古人员言谈话语和查阅的文献中，渐渐知道了一些光辉的名字，这便是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劳干等等考古历史界前辈和大师，而这些恰恰是被当局蓄意遮蔽掩盖，几近消失的伟大学人的名字。因了这些名字闪耀的光亮，我窥探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兴起转合，对他们当年建立的功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产生了强烈的一窥其秘的欲望。在搜集有关材料和阅读中，我惊诧于这一批天才人物所建立的不朽之盛业，亦对他们个人的经历以及思想波澜，甚至爱恨情仇大感兴趣。于是便有了写一部二十世纪学术大师情感命运之书的构想。经过八年的采访与写作，当年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现在，读者已经看到，《南渡北归》第一部之《南渡》，叙述的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平津等地相继沦陷。为保存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全力支持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的教授和学子自平津、华北沦陷区南渡西迁。一大批知识分子从此开始了不堪回首的流亡生活，先搬到长沙，后播迁昆明、蒙自、叙永，在敌机无休无止的轰炸中，学人们仍然挺起高傲的脊梁艰难办学、求学。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也开始向西南之地流亡，而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北大文科研究所、同济大学等科研教育机构，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最后流亡到川南重镇李庄落下脚来，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四川宜宾李庄古镇近影

    八年血与火交织的抗战，山河虽已破碎如风中飘絮，时局日愈艰难，但战时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并未停歇，反而推向一种奇崛的高度，成为历史的标杆。这个高度和当时国民政府的战略思想密切相关。抗战开始后，有党国大员提出南迁的大学以办短期培训班为主，但胡适等人竭力主张“战时教育须作平常看”，必须按部就班地把大学教育办下去，且把发展学术、延续文化、推动科学研究当作民族复兴、建国大业的宏伟蓝图来实施。历史向后人昭示的是，在日寇的轰炸之下，南渡学人心忧国难，将课堂搬到树林山沟，以延续文化的薪火。“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正是这种紧毅刚卓的信念，将西南联大打造成令后人仰之弥高的高等教育奇迹。

    遥想1938年6月，国民政府战事不利，日本大军沿扬子江一线由东向西节节推进，时流亡到云南蒙自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伤感地写下了“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的诗句。想不到经全国军民与知识分子的共同奋战，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瘐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为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伟大胜利。凯歌声中，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历史上第四次南渡的后的大回归。此为第二部书名之由来。

                                          抗战期间流亡西南之地的部分知识分子精英

    然而，民族的抗战虽然赢来了胜利，但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却依旧多舛。南渡之后的北归，本可快慰人心，可谁又想到不出三年，随着国共内战爆发，兄弟阋于墙，这些大师巨子不得不在内战的炮火声中无奈地作出人生决择，其结果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钱穆、毛子水等等，携家带口，同时带着他们的个人理想和主义，越过台湾海峡，进行第二次南渡，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傅斯年语）。而陈寅恪、叶企孙、饶毓泰、曾昭抡、吴宓等一批大师，则在南渡中突然改辙更张，回蓦故土，仓皇张望，不知如何适应，终于在大时代的革命洪流中哀婉地死去，身后情境凄凉。更有一批北归后原地不动的知识分子，紧守故土，积极改造，其晚境不是投湖便是上吊自杀，如向达、汪[钱+竹]、俞大姻、陈梦家、傅乐焕、穆旦等等。也有一部分在“文革”中投靠江青等权贵，红极一时，如冯友兰、周一良等，最终又陷于世人皆曰杀的尴尬之境，令人欲哭无泪、扼腕浩叹——这就是《北归》之后的第三部《离别》的大致脉络。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并不是我的发明和哗众取宠，实则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回顾历史，瞻念未来，除了掬一捧怀想的热泪于逝者灵前，夫复何言！

               

台北，中国时报公司出品《南渡北归》封面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