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还有无大师？
——《南渡北归》读后记
作者：张涛
1938年，于抗战烽火中成立的西南联大之所以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仍能造就并培养出一大批大师，阅读岳南先生著《南渡渡北归》的体会和分析原因有四：
其一，家国情怀。中国自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惨败于弹丸之岛国日本后，整个民族意识和情绪是激愤和悲哀的。而这种激愤和悲哀反过来激发了大批新旧知识分子的反思和觉醒，开创了中国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从孙中山、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到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鲁迅、胡适、傅斯年、叶企孙、陈寅恪等等。清末到民国的士大夫和新知识分子经过几代人的呐喊和积聚，牢固地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治学，开启民智，开办大学培养中国未来的新青年。这样的共识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开枝散叶，影响和启迪了全中国各阶层的有识之士。有人谋求国家一统，有人投笔从戎，有人开办教育，有人著书立说，有人兴办实业，有人投身社会改良运动。虽有政见不同派别之分，但无不秉持着这样一种源远深长的家国情怀，直至今日尚有余焉。
其二，西方学术思想石破天惊般的影响。从鸦片战争始，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社会制度、直至学术思想、道德理念，无不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颠覆式的影响。从闻所未闻、奇淫技巧，到大开眼界、深为叹服，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的是非争论。可以说西方的学术思想再造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面貌。无论国共政见道路如何不同，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如何变迁，都仰赖根植于西方学术思想理念的先进性和正当性。对于那个时代的大师和学子们来说，其体味和感受无疑是最深的。因而，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学习、吸收西方500年来的科学文化和思想理念，并用于再造中国、复兴中华民族于世界之林，成为一种强大的思想驱动力。
其三，中国士大夫精神的继承和加持。面对全盘西化的现实和危机，抛弃民族传统文化是让人痛苦的。身无根基，何以长往。所幸，中国的新旧知识分子在面对强大的外来文化时，继承了中华文化中的优良基因，即士大夫风骨。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知识分子的风骨。士大夫风骨融合了中国漫长的历史沉淀以及儒释道的哲学修为，是中华文明的精髓，历久而弥新。而士大夫精神和西方学术倡导的独立自由之精神不仅天然融合，而且是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诠释。正因为有此士大夫精神的加持，使得民国和西南联大的超一流大师，如蔡元培、张伯苓、梁启超、梅贻琦、胡适、傅斯年、叶企孙、王国维、陈寅恪等，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出类拔萃、著作等身，在士大夫风骨和为人师表上亦是卓然超群、高山仰止，是为大师中的大师。
其四，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从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从明清的文字狱，到学术权威反动派、政治挂帅，等等。中国的政治传统向来是习惯性地把学术、思想、言论关在笼子里，而不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因此，政治在中国从来都是一种敬畏和恐惧感混杂的至高存在。清末到民初，也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宽松自由可言。更多是半殖民地、无政府、军阀混战下的无序的“自由”。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之后，依然内忧外患，不是不想管束大学和学术界，只是力有不逮。到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全面溃退，自顾不暇，西南联大处境虽异常艰难，反而彻底摆脱了政府的干预和钳制，得以真正独立自主。在梅贻琦及众多大师们的卓绝努力下，西南联大成就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所只存在8年的“最穷大学”，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余泽及于当下，令人唏嘘不已。
西南联大纪念碑
那么，大师之后还有无大师呢？
西南联大的成就和大师实则是不可复制的。只要深思一下，“家国情怀，对现代文明的知识渴求，知识分子的风骨，完全摆脱政治的宽松自由独立的学术环境”，是否还可以全部或部分重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即使偶尔有人被尊为大师，我想，此大师不是彼大师。西南联大造就和培养的大师是历史的丰碑，是独一无二的高峰。当然，造就一流大师并不需要全部的四个条件。前三个条件都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特有的。放眼世界范围，其实只要满足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即“宽松自由独立的学术环境”即可。道理很简单，学术的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只要尊重、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师和大师风骨便能不请自来。
是为读后记。
2021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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