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李林介绍《南渡北归》时，我还颇不以为然，即便其屡次强调可读性很强，很适合学历史的你，在我内心中不免有夸大其辞之感，但经过断续几个月来读完上中下三本《南渡北归》之后，尚觉非常震撼，感慨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命运起伏跌宕之时，也为当代文化界凋敝、大师难寻的现状而感扼腕叹息。纵观全书之感，史料极多，许多真人轶事都在书中徐徐展开，引人入胜。对解放前逃到台湾去而被大陆常年封杀的大腕文人也叙述颇多，以为了解现在大陆文化界缺憾之一补充。不过作者似乎在人物评价中加入过多个人感情，褒贬笑骂，容易引人反感，似为白璧微瑕。

通关此书，个人有以下感想：

一是北洋军阀到民国时期，之所以中国产生出蓬勃四溢的文化运动，诞生如此多的大师级人物，以及产生出不朽的万世篇章，都与其时社会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应该说以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并且围绕其展开的中国文化热潮是时事所致，并非偶然发生。纵观中国长达5000多年的文化历史，在文化的博兴方面有“3+2”之格局，其中的“3”是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北洋军阀以及民国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点就是国家处于分裂时期，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最弱。以此为特征是中央对于文化管制力弱，知识分子或者文人有较为充分的自由思考空间，文人作品受政治影响较小或不为政治所用，甚至成为与政治抗衡的工具。因此这三个时期的文人能够直面社会深层空间、立意深刻、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色彩浓厚，而不是空穴来风、无病呻吟之作，必定具有深刻的历史与思想内涵，因此能够成就千百年不衰之杰作。三个时期的文化博兴代之来的是社会的动荡与经济的凋敝，文化博兴的代价是深厚的，不足以为现代文人所期待与向往。所谓的“2”就是唐朝与宋朝，外加唐末宋初的五代十国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国家政治比较开明，能够对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厚待文人，比如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明令赵家王朝不允许杀文臣，因此这两个时期唐诗宋词博兴，成就了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不朽篇章。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带来了文化的兴盛，自是历代文人心中的梦想，也当以现代中国文人向往之目标。而观近代之明清由于文字狱，文学与史学凋零，文人或成为政治工具、或隐退山林，虽距离当前时代较近，并承接古代长远的文化遗存，却并未给我们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而《南渡北归》中提到的中国近代最后一批大师的产生背景就在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中央对文化管制力较弱，文人能够有充分的自由思考的空间而产生。时移世易，下一次的中国文化博兴还有待历史的演进。

二是从本书中我们隐隐感觉到，明清时期由于文字狱带来的文化内敛现象也对近代中国文化博兴不无裨益。由于政治与文化的高压，许多明清时期的文人志士一部分投靠政治，沦为政治工具。另一部分不能屈节之人则隐居山林，为了不由于自己的著述给自己带来生命的威胁，大多数钻入故纸堆，沉溺于训诂、考据之学，以对古代典籍的整理、校勘、注疏、辑佚为要务，期间杜绝个人思维之自由驰骋，以避祸端。但正是这段时间对史料大量的整理校勘，才能够使近代大师级人物能够从容采用，少了许多考证的时间，多了些许思想的绽放。如果对应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之说，应该说训诂、考据之学可为社会科学（主要以历史学、金石学为主）的基础科学，而这些基础科学在明清的博兴也正是后来社会科学所谓的应用科学开花结果的必要条件。所以鲁迅文学作品中孔乙己类对茴香豆的“茴”字到底有几种写法的考证，倒也不无裨益，应该逐步为孔乙己平反。

三是人之于大学的重要，谓之清华校长梅贻琦之说“大学乃有大师之大学，非有大楼之大学”，也可以联想到最近北大清华一些校长所呼吁之至言，也有某大学（记不清名字了）之教授治校之举，都有其历史根源。观之现在许多大学教授博导以经营为要务，将手下博士生硕士生作为做项目赚钱之工具，深恶痛绝。美其名曰通过社会实践培养弟子们与社会的接触能力，同时将钞票装入自己的腰包，其实当前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对基础科学的研究与深入已尽绝已，不难想象一流院校的教授们带着一群博士生周旋于民营企业的薪酬绩效项目，而能产生出不朽的或者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疏非易然。因此，对当前大学教授此种行为甚表厌恶感之余，痛惜近代大师级人物人品的凋零，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至于此，不能不令人唏嘘不已。

总之，《南渡北归》是本好书，在了解历史同时，也让我们学学大师们为之治学之风采，强烈推荐目前活跃在教育阵线的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