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沦陷，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的教授们纷纷南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一个小细节几乎被时代淹没，但作者在《南渡北归》中将这个小细节打捞了出来——

“已经逃出北平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突然潜回北京，来到梁思成家。说有约50克放射性镭还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这是自己从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学成归国时，卢瑟福博士出于对中国的好意而特别赠给的。为了这一份全世界都禁运的极其珍贵的高能物理材料，赵忠尧历尽无数艰难险阻，终于把它带回祖国。如今北平沦陷，日军已进入清华园，如果这个东西落到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为此，赵忠尧想起梁思成这位铁杆校友有一辆雪佛兰牌小轿车，决定找梁帮忙，一同进入清华园，抢救出这份关乎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科学珍宝。”

本来刚刚拒绝了日本人请他出席“东亚共荣协会”的邀请而正忙着做逃离北平准备的梁思成，当然愿意和赵忠尧冒险一试。于是两人冒着说不出的危险，在黄昏暮色中开车狂奔驶入清华园，在人去楼空的实验室将盛装镭的铅筒找出。又借着朦胧的夜色，驱车驶躲过日军的盘查，返回城中。

赵忠尧在一个偏僻的胡同下车后，携带这份珍宝悄然隐入夜幕，开始了一个人的“长征”， 他把盛装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向长沙进发——当时，长沙已经成为南渡教授和学生的聚集地。

我们今天实在无法想象赵忠尧是怎样历尽艰辛，跋山涉水，将这宝贵的放射性元素从北中国送到南中国的。作者写道：“为躲避日本军人与伪军的盘查，他绞尽脑汁，昼伏夜行，一路风餐露宿，几乎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只有手中的咸菜坛子与他形影不离，双手磨出了道道血痕。当破衣烂履、蓬头垢面的赵忠尧，在离北平一个多月后，拄着一根木棍，手提咸菜坛子， 晃晃悠悠地来到临时大学办事处报到时，工作人员认为是一个乞丐未加理睬。待这个乞丐将坛子慢慢放下，声称要找梅校长单独说话时，梅贻琦正从内室出来送客。赵忠尧一声低沉沙哑的‘梅校长’，梅贻琦先是一惊，继而泪水涌出了眼眶……”

读到这里，我的泪水也涌出了眼眶。

“爱国”这两个字，现在经常被我们挂在嘴边，或写在文中，但它的分量，只有在赵忠尧手捧装着50克镭的咸菜坛子时，才显得格外有分量。

不知赵忠尧在千里跋涉路途上，是否想过抗战胜利后，他本人将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

1946年赵忠尧赴美国一些核物理实验室访问并进行研究工作。1950年，新中国的成立，让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海外知识分子对新政权产生了极大地热情和希望，于是他冲破阻力毅然回到中国。但是赵忠尧没有想到的是，16年后的“文革”中，他也因曾“滞留美国”的经历，被戴上"特务嫌疑"的帽子，关进了牛棚。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代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说到中国核事业，我们往往会想到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王大珩等人，其实这个名单上还应有“赵忠尧”的名字。搜索“百度”，在“赵忠尧”的条目下，有这样的介绍：“赵忠尧，我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中国核事业的先驱之一。……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教授、系主任，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是全国人大第一、二届代表及第三至七届常务委员。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 学化学部委员。1998年5月28日逝世。主要从事核物理特别是硬γ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为我国核物理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30年最先观察到γ射线通过重物质时的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这是正负电子对的产生和湮灭过程的最早实验证据。”

还特别需要“打捞”的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史实是，赵忠尧本来他应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前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任爱克斯朋在1997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坦诚地写道：“书中有一处令人不安的遗漏，在谈到有关在重靶上高能(2.65兆伏)伽马 射线的反常吸收和辐射这个研究成果时，书中没有提到中国的物理学家赵忠尧，尽管他是最早发现硬伽马射线反常吸收者之一，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

当年35岁的赵忠尧只身抱着咸菜坛子在战火纷飞的土地上颠沛流离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他将迎来抗战的胜利，迎来新中国的诞生，迎来中国核物理事业的辉煌……更没有想到，最后他将作为中国杰出的核物理科学家，一直活到96岁。

果真“仁者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