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的发现
——中国盗墓传奇

清光绪刻本《竹书纪年》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一部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叫做《竹书纪年》。这部重要文献的另外两个名称——《汲冢书》或《汲冢古文》,它曾与一个盗墓故事联系在一起。据苟勖《穆天子传·序》载:“太康二年,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另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

山彪镇墓区发掘情形
从各种典籍来看,《竹书纪年》确为盗墓者不準首次发现,据当代历史学家李学勤考证,盗掘地点为河南汲县以西,“依地志,在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一带,由竹简内容和伴出器物可定为一座战国墓葬”。据说,当不準打开墓穴后,发现竹简遍地,为了寻找墓中的金银财宝,不準不惜以竹简做火把,对墓中财物进行了大肆劫掠。后来此墓被盗情形被官方闻知,开始清理墓内残余遗物。其中竹简除烧毁的一部分外,尚有颇多的收获。当时所得竹简经荀勗、束皙等鸿学大儒整理,编辑成《纪年》、《周书》、《穆天子传》等佚书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竹书纪年》占十二卷,或说十三篇,主要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可谓是一部魏国的编年史。对于《竹书纪年》到底是从魏襄王墓中发掘,还是从安釐王冢中盗出,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疑问。

《竹书纪年》天一阁本
战国时期被盗的名墓有魏襄王冢、魏安釐王冢、魏哀王冢及赵简子墓等。据记载,魏襄王冢被西汉广川王刘去疾所盗,其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扪椁,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婉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床上有玉唾壶一枚,铜剑二枚,金玉杂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如果从《西京杂记》记载来看,魏襄王冢为广川王刘去疾所盗,不準所盗的应为魏安釐王冢。但从《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书中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因而魏襄王卒于何时,便成为解除疑团的关键。但关于魏襄王的卒期历史上又有两种说法,一说死于公元前295年,一说死于公元前302年。若持前说,则此墓显然为魏襄王冢,而持后一种说法,则恐怕为魏安釐王之墓了。另据现代史家陈梦家考证,魏国自惠王至亡国,帝王陵不在汲郡,《竹书纪年》当出土于魏国某个大臣之墓,其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298—前297年之间,写本则在公元前3世纪初年。
不论不準所盗为何人之墓,《竹书纪年》为中国先秦史上最为重要和最具学术价值的古文献之一,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书中所载明确的天象资料,如“(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四十八年,二日并见”(今本)、“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古本)等,对年代学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据历代学者们的共识,《竹书纪年》原简为战国中叶写本,比司马迁的《史记》早了200年左右,司马迁书写《史记》时并没有看到这部竹书,因而由战国时期的人来叙述战国事,尤其是与魏有关的事迹,自然比200年后的人来叙述早已消逝的历史要翔实可靠得多。当今天的学者为这部史书的重要价值所精研感叹之时,不知能否将其重现人间之功归于盗墓者的头上?
如果说魏襄王墓被盗一事,若安在广川王刘去疾头上,是否附合历史真实尚可讨论,但刘氏盗掘魏哀王墓,则没有人怀疑。而这次,刘去疾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盗掘成功。

赵简子墓内情形
据说刘去疾盗发此墓时,挖了三天三夜方才挖开。只见墓中有一股像雾一样的黄色气体扑面而来,气味辛辣刺鼻,人无法进入穴内。后来,广川王派兵驻守于墓口,一直等了七天七夜,气味才逐渐消退。对于进入墓中后的情景,《西京杂记》这样写道:“初至一户,天扃钥。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关钥,叩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烧锯截之,乃漆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扉,开钥,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钩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钩坠落床上。石枕一枚,尘埃础础,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像,或有执盘奉食之形。余无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从以上记载可知,刘去疾此次掘墓,所得甚少。无非是些石人、石床、石枕、铜钩、铁镜及腐烂的衣服而已。这可能会令这个贪婪成性的家伙大失所望吧!

赵简子墓车马坑复原现状
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多数墓葬,虽处于中国墓葬制度的初始阶段,但有些墓室设计也有独到之处,令盗墓者束手无策。《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载:邯郸城西石子岗上有座赵简子墓。后赵皇帝石虎继位后,曾命令下属盗发此墓。但开掘的结果,“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此墓躲过了一劫。
(连载之四,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