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头盖骨秘藏在日坛公园

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自1941年12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在美国人手中弄得下落不明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动一直未断。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中国科学院古人类学家与相关科学家在北京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据当时情报分析，神秘的“北京人”头盖骨就埋在日坛公园的一棵树下，情报的渠道源于日本东京。

话说1996年初的一个夜晚，日本东京某医院，一位老兵气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老兵自感将要离开人世，急召亲人密友前来身边，对后事一一作了安排。最后，他示意身边人员全部避去，只留下了专程赶来看望他的日本剧作家久三枝侍立床前。当晚，日本老兵与久三枝进行了长时间密谈。就在这次密谈中，老兵透露了一个隐藏在心中几十年的重大秘密——

右为原侵华日军731部队上尉军医

1941年底，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北平，他作为日军731部队的一名上尉军医，奉命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室进行有关细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不久，日军情报部门查获了已落入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兵营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再度押送到协和医学院一间密室保存，他被指定为保管、研究“北京人”的具体负责人。

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让其迅速转移“北京人”的命令。由于事发突然，时局紧张，“北京人”已很难安全运送出境。面对行将变成战俘的危险，他于焦急、恐惧与无可奈何中，趁外部一片混乱之机，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将匿藏于协和医学院密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孙中山的内脏等珍贵标本，匆匆装箱后偷运出去，借助夜幕的掩护，将这些东西辗转运到距协和医学院东约两公里的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挖坑埋藏了。当一切处理完毕后，他特意用军用砍刀在埋藏地点一棵粗壮的松树上，砍掉了一块长约一米、宽约二十厘米的树皮作为标记，以便日后寻找。

当这一切了结之后，他又摸黑回到了协和医学院。

之后不久，他被俘了。

再之后，他被遣送回了日本本土。

 北京协和医院。作者摄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经历了人世沧桑、九死一生，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

的原73l部队的日本上尉军医，始终将这个秘密埋藏于心底，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至他这次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才向他的好友、剧作家久三枝吐露了真情。而且，他讲完这个秘密后，还为久三枝留下了他最后的遗嘱：请久三枝一定要将这个秘密告知中国政府，以便让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及其它贵重标本重现人世。

当心中的秘密说出并留下遗嘱后，日本老兵很快去世了。受托的剧作家久三枝感到事关重大，在尚未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未敢公开对外宣扬，只是根据老朋友的生前遗愿，将此事悄悄告诉了自己另一位经常在中国工作的朋友嘉藤刚清。嘉藤刚清闻讯后大为惊讶，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将此事告诉了他的老朋友仰木道之。

仰木道之时年65岁，15岁时曾受日本共产党的派遣，随日本少年开拓团来到中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供职，担任对日播音员，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回到日本。后来，仰木道之出任中日合作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常驻董事、顾问。当得知上述辗转传来的消息后，为了证实那个原日本731部队上尉军医临终遗言的可信性，仰木道之没有向外界透露半点信息，而是凭自己对北京市地理环境的了解和认识，按照嘉藤刚清告知的线索，悄悄地在协和医学院以东地区进行了一番查寻。几经折腾，仰木道之终于在协和医学院东南侧两公里左右的日坛公园神道的北侧，找到了一棵树干上被砍掉树皮的古松。

经初步观察，此树干被剥落的树皮时间较长，形状也和那个原日本上尉军医说的基本相似。因此，仰木道之根据这棵古松的位置和特征推断，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么这棵古松的下边就应该埋藏20世纪古人类学界最大的隐秘——“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北京日坛公园西天门，门内即是日坛。作者摄。

日坛公园神道旁侧这棵古松，明显有刀斧劈凿的印痕，与日本老兵所说吻合。作者摄。

惊喜之中的仰木道之很快通过有关渠道将听到的线索和自己查寻的情况，向中国科学院作了反映。中科院获知这一情况后，大感意外与惊喜。这毕竟是“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半个多世纪以来，又一条很有特点而又比较可信的线索。于是，1996年3月24日，中科院委派本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分管业务的副所长叶捷研究员和裴文中的学生张森水研究员，前往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所在的北京市崇文区光明西路甲3号，与该公司董事、顾问仰木道之会面，以了解线索的来源和可信程度。仰木道之还是极尽可能地将听到的情况向叶、张二人作了详细的说明。叶捷和张森水听罢，对若干个细节问题提出了质疑，但因仰木道之并非这一秘密线索的原始提供者，故无法一一作答。叶、张二人只好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同仰木道之一同前往日坛公园作实地勘察。

在仰木道之的引领下，叶捷、张森水在公园东神道的北侧，很快见到了一棵树干上有明显砍剥痕迹的古松。二位专家经过现场勘察，再结合仰木道之提供的情况，认为此处埋藏“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性不大。

尽管叶捷和张森水在理性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然而出于对“北京人”的感情与尊重，还是认为仰木道之提供的线索不应错过，且事关重大，在尚未被事实所证实之前，不好轻率地予以否定。因此，叶捷和张森水将情况如实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和中国科学院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局作了书面报告。

张森水向作者讲述事情经过。作者摄。

陈宜瑜副院长接到报告后，出于和叶捷、张森水同样的心情与考虑，迅即作了两点指示：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此事要保守秘密；二、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张金东处长起草协调调查的具体方案。

1996年5月3日，在张金东的安排下，叶捷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等有关专家经过商议，很快制订了一个对北京日坛公园“埋藏”地点进行“地表探测”的方案。5月8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电震探测组来到日坛公园现场，对事先圈定好的“埋藏”区域进行了探测，认为在11线9点附近下方存在电法、电震探测有异常体，异常体深度约1.5米到2.5米，厚度、宽度均为1米，长度方向占6个测点，约3米。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提交的探测报告，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正式向路甬祥常务副院长和陈宜瑜副院长呈送了《有关发掘工作的设想报告》。路、陈两位副院长当即明确指示：“抓紧时间，严密组织，保证安全，快速解决问题!”

叶捷副所长受领任务后，迅速赶赴日坛公园和该园负责人商谈发掘事宜，并定于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首先用铁锹在一棵古柏正南近1.5米的地方，画出一个长2.5米、宽1.5米的矩形，物探的11线9点就位于这个矩形的中心点上。随后，秦大河和丘占祥挥锹破土。接着四名北京日坛公园的工人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开始全面发掘。发掘工作按实施计划进行到接近1.5米时，掘进的速度明显放慢了。当挖到2.2米时，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深入地下2.3米开始为原始地层，未见任何曾动土现象。鉴于此，专家们经过商议，临时决定，在坑之东南角再向下掘进59厘米。

遗憾的是，掘出的全是细黄砂岩，仍不见一件埋藏物。而事前探测的所谓“异常体”，经检测，不过是一堆由特殊分子结构而成的碎石而已。于是，发掘工作只好停止。

曾参加发掘的王乡城对作者说，发掘地点就在这里。作者摄。

面对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每一位在场者都心有不甘，又向北壁掘进了60厘米，依然未发现异常痕迹。最后，几名现场领导和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决定，停止发掘寻找工作。此时，叶捷副所长看了看手表，指针正指12时58分。

2小时58分的发掘寻找，就这样无可奈何、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喧腾一时的日坛公园，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历史，似乎再一次同世人开了一个玩笑。

是喜剧?闹剧?还是恶作剧?这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重大秘密”，这个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临终遗嘱，究竟是发自心底的善意忠告，还是病榻上的神经质幻觉?到底是死亡前的梦境呓语，还是歇斯底里的欺世谎言?抑或干脆就是对中国人一次故意的调戏与嘲弄?除了那个死去的日本老兵，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了。

不过，仍有人认为日本老兵临终前留下的“秘密”，还有待于历史和科技的进一步验证——或许是探测仪器不够先进，或许探测的范围出现了偏差，或许发掘的地点不相吻合。就整个日坛公园的情况看，似还有两三个地方值得注意，且这些地方的树木都有被刀砍的痕迹。或许，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真的埋藏在此处，并期待着有识之士以科学的理念和手段来破解这一跨世纪迷案。

作者在日坛公园对几棵明显有刀劈印痕的树木进行检测，继续寻找“北京人”可能埋藏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