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美国学者魏敦瑞指导中国学者胡承志制作的“北京人”头盖骨模型

    

    1929年12月26日冬天，中国科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山洞的堆积层中，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中国猿人的头盖骨，震惊了世界。此后，“北京人头盖骨”一直保存在美国人在北京开办的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供专家研究。

    1942年，同样是冬天，世界各大报刊纷纷编发了耸人听闻的消息：

    中华社2月21日电，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的北京人化石和灵长类化石神秘失踪……这些化石原于11月初分装在两木箱内，准备运往美国。12月5日，带有北京人化石的专用列车离开北京驰往秦皇岛，打算在那里送向一艘美国航轮哈立逊总统号。这艘轮船预定于12月8日抵达秦皇岛，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专用列车在秦皇岛被截，哈立逊总统号也没有驶到秦皇岛。从此，北京人下落不明。

   “北京人”的失踪，是被盗？还是被毁？是沉入海底，还是早已化作了尘烟？这个谜团久久地在人类心中困扰、翻腾着。

 

北京协和医学院正门

 

    事隔55年之后的1997年3月5日，经过多年的争取努力，已是80多岁高龄的中国矿物学家与古生物学家胡承志，得知我近十年来立志为找回“北京人”四处奔波忙碌的至诚，心有所动，遂产生倾吐旧情，为历史留下一个详细记录的想法，于是终于同意在家中接受我的访问。此后近五年的时间，我又多次入胡老家中就相关问题进行请教、核对，将历次谈话加以梳理，成其一段文字，以为有志于“北京人”的研究者、寻找者、关注者留下鲜活的证据，并籍此证据开启新的研究与寻找之门径。内容如下：

   

    岳南（以下简称岳）：胡老，“北京人”最后装箱，是否确是您亲手所为?

    胡承志（以下简称胡）：是的，是我亲自装的箱。我于1931年春，年仅15岁的时候进入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当杂工，后来因自学了点英文，开始给魏敦瑞当助手（魏敦瑞是美籍犹太人，二战前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北京人”等化石），主要做模型，新生代研究室的所有标本模型，几乎都出于我一人之手。早在1941年4月，魏敦瑞离开中国去美国前，他就让我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一并装箱，然后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者交给总务长博文（Trevor Bowen），以便到时交美国公使馆运往美国。我问魏敦瑞何时装箱?他对我说，等候通知。大概到了1941年的七八月份左右，有一次裴文中也告诉我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我当时没有问他具体细节，只问他什么时候装箱?他说：“听信儿。”

   

胡承志在家中向作者讲述“北京人”头盖骨装箱经过

 

裴文中（右）与贾兰坡（左）在观察周口店出土的化石

 

    岳：最后是谁叫您装的箱呢?

    胡：是博文，他是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

    岳：博文让您装箱的时间，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具体怎么给您说的?您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胡：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十八天到二十一天之间。也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左右。我记得是一个上午，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做“北京人”头盖骨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

    岳：息式白？何许人也?

    胡：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书，不怎么漂亮但很风流，二十岁出头，整天跳跳搭搭，和不少男人眉来眼去的，我们这边的人不太看得起她。她的名字又译作克拉·塔什黛安或赫斯博格什么的，真正的英文名字是Miss Hirschberg。其人是德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当时，她刚来新生代研究室才几个月的时间。

    岳：噢，这就是说，具体通知您装箱的人不是博文，而是息式白?

    胡：没错，是息式白。她找到我后，有点神秘地对我说：“博文打电话来，让我告诉你，马上将‘北京人’化石装箱，送到他的办公室去!”

    岳：既然形势紧迫，为什么博文不直接通知您，而让息式白来转告您?

    胡：可能是因为息式白的办公室有电话，我的房间没电话，博文就先通知息式白了吧。息式白的办公室就在我的斜对面，离得很近。

    岳：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魏敦瑞走后，裴文中是新生代研究室的负责人，从一般道理上来讲，博文应该先通知裴文中才对，而不应该直接通知您。那么为什么胡顿和博文要避开裴文中，而让一个跳跳搭搭，整天与男人眉来眼去的放荡女人息式白直接通知您呢?

    胡：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当时裴文中的办公室不在协和医学院，而在西城区兵马司胡同九号，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紧迫，来不及了，就直接让息式白通知我了。

    岳：既然博文可以用电话通知息式白，同样也可以用电话通知裴文中，至少可以先用电话告诉一下裴文中。因此，时间应该不算一个问题。

    胡：这我就搞不清了，他们之间的事我是曾不过问的。

    岳：在这个关键点上，博文会不会有意避开中国人，有别的企图?

    胡：你是说博文搞鬼？这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他必须要向胡顿院长报告，他是受胡顿领导的。

    岳：胡顿与博文同是美国人，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撑的。周口店的整个发掘工作，也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下开展的。那么在“北京人”归属的问题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人会不会产生占为己有的想法呢?

    胡：这我不知道，他想占有那是他们的事，我不了解。五六十年代，中国方面与美国方面有过一番这个意思的论战，但没有什么结果。这个事情我没有证据，不好多说，无可奉告。

    岳：噢！这个问题就先搁这儿，不再提了。我们再回到装箱这个焦点上来。您得到装箱的通知后，有没有告诉裴文中呢?

    胡：当然我要告诉裴文中啦!息式白走后，我感到事关重大，于当天下午就跑到了兵马司裴文中的办公室，把装箱的事告诉了他，还问怎么办?裴说：“你赶紧装吧!”好像他早已知道了。当天，我和另一个人便开始装箱了。

   

魏敦瑞离开北平时与同仁合影。前排左三是息式白，左四是魏敦瑞。

 

上世纪八十年代，胡承志（左）向日本电视台记者讲述“北京人”头盖骨装箱经过

   

    岳：装箱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吗?怎么这半路上又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此人姓甚名谁?

    胡：这个人叫吉延卿，是协和医院解剖科的一个技术员，中国人。是我请他帮的忙，因为我一个人无法从三楼把大木箱抬到一楼来。

    岳：吉延卿此人现在还在世吗?

    胡：早不在了，大概在1945年前就生病死了。

    岳：哦！死得太早了，要不可以找他回忆一下，现在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您一个中国人了?

    胡：是的，只有我一个了。我让吉延卿帮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木箱抬到办公室后，我们先将房门锁住，然后开始秘密装箱。要装的两个木箱均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12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大的为13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由于这次装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比模型更加小心谨慎。我将“北京人”化石从原来的保险柜中一件件取出，每一件都包了六层，就像穿了六层衣服似的。“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则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化石全部装完后，再严密封盖，在外边加锁，并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有“CadⅠ和CadⅡ”的字样。

    岳：“北京人”装完箱后，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胡：两个箱子装好后，我和吉延卿就找来一辆平板小轮车，然后分别将两个箱子运到了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

    岳：确实是您亲自将这个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的吗?

    胡：这么大的事还能说瞎话？这可不是乱说的事情，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岳：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您和博文又是怎么交接的?

    胡：两个箱子我并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

    岳：（大惊）没交给博文？那您交给谁了?

    胡：博文的一位女秘书。我们一进去简单一说，她迎上来说博文交代过，她知道这事儿，说放这儿吧，我们就放那儿了。

    岳：此人姓甚名谁?

    胡：唉呀，现在记不清了。

    岳：您交给这个秘书时，办公室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胡：还有两个秘书，或者是职员。

    岳：这两个人的名字知道吗?

    胡：弄不清楚了，当时乱得很，谁还去想这些。

    岳：您将箱子交给这位女秘书时，有没有签个字什么的呢?

    胡：没有。

    岳：这么大的事，您怎么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交给他的秘书怎么也没留个字据什么的呢?

    胡：我送箱子去博文办公室时，博文不在，或者是在，正要出门，打个照面就走了。再说，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在协和医学院就是个打杂的，根本没有人看得起你，就像现在中国人到了美国一样，或者说就像你们山东老家某个村的农民到了北京一样，根本没有人瞧得起你。既然人家不把你当回事儿，你还要自己“跳出来”，要立个什么字据。这就如同一个打扫卫生的小民工，对北京市市长陈锡同还是什么人说：你这个小卧车是用纳税人的钱买的，我也有份，当然可以坐坐。我现在跟你立个字据，看什么时候你坐，什么时候我坐？要是这样的话，我想这个小民工可能要在三个地方呆着：一个是在他租住的小平房里或在街头呆着；一个是在东郊精神病医院呆着；一个是在监狱里呆着。那时中国人在协和的地位与这个小民工是一样的，甚至还不如，情况就是这样。

    再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北京人”后来会出事，所以也就没想那么多。也没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么严重。一个人吃几碗干饭要心中有数，不知天高地厚是不能在世上生存的，在那种环境下，你让我装箱，我就装箱；让我送去，我就送去，这就行了，其他的事就不是我要过问的了。不过，装完箱后，我还是多了一个心眼，把两个箱子里装的所有化石都列了一份清单，并在清单上写上A和B两个字，然后将这份清单交到了裴文中手上。

    岳：你一说，我明白和理解了一点，做个中国人是够可悲的，做个中国农民就更可悲了。由此想到你们当初在美国人手下做事的艰难。 “北京人”后来的情况又怎么发展的呢?

    胡：听说博文将这两个箱子转移到了协和医学院F楼4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因为大家知道协和医学院的保险库是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即使是失火了，保险柜也不会受到损伤。协和医学院所有的重要档案历来都存放在里面，孙中山在那里治病的案例现在还保存得好好的。不过，博文转移化石之事，我不在场，是后来听裴文中说的。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我见到了裴文中。他告诉我说，他碰到了王锡炽(注：王锡炽为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院长)，王锡炽对他说，博文到办公室看见两个箱子后，当天就将那两个箱子亲自押送到了F楼4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两个箱子在哪儿只呆了一夜，就又送走了。到底送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估计是送到美国公使馆去了。

    岳：既然您是听裴文中说的，而裴文中又是听王锡炽说的，而王锡炽也没有亲自参与其事，那么用什么来证明，博文确实是把两个箱子从他的办公室押送到了保险库呢?博文有没有可能将箱子弄到别的地方藏起来了呢?

    胡：这个不太可能。因为还有一个叫常文学的中国人用小车帮博文将两个箱子推到保险库的，常是博文办公室的勤杂工，当时他并不知道里面是“北京人”，只是稀里糊涂地押送就是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为“北京人”丢失的事，常文学被日本宪兵给抓去了，一顿鞭子加老虎凳什么的伺候，常文学才从日本宪兵的审问和提示中知道，他那天送的东西是“北京人”头盖骨。所以说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并没有错。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后，我又听说博文被日本宪兵抓去审问时，也是这么讲的。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官兵全部被俘，此图为美国驻华北海军陆战队队长哈斯特上校到日本驻华使馆投降。

 

被俘后的协和医院院长胡顿（左），总务长博文（右）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中）在囚所前合影。

   

    岳：可惜我们现在无法证明博文是这么讲的?而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也无法证实。

    胡：因为当时与博文同时受审的还有美国公使馆的人，他们也被抓去了，知道博文是怎么说的。

    岳：这个博文从日本宪兵队被放出来后，你问过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胡：抗战胜利后，我见到过博文并问起过“北京人”的事，可我一提起“北京人”，他就神经质，全身打哆嗦，我也就不便多问了。

    岳：那么究竟有没有谁证明那两个箱子确实是送到了美国公使馆，并和美国公使馆相关人员办了一些相关的手续?

    胡：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就逃走了，后面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岳：您逃走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安全考虑呢，还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

    胡：主要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其实，日本人还没打进北平时，也就是说，我还在装箱的时候，就想着要逃走了。

    岳：为什么您在那个时候就会想到要逃走呢?

    胡：“北京人”一装箱，就意味着要运走。如果真的运到了美国，日本人打进北平后，找不着“北京人”，又知道是我装的箱，肯定要找我的麻烦。要是“北京人”没有运到美国，途中被人劫走了或者搞丢了，日本人要找我，美国人也同样会找我，我怎么说得清楚。所以我只有一走了之，先逃过日本人这一关。费了一番周折，我就跑到南京去了，在那儿提心吊胆地躲了整整三年。

    岳：在这三年中，为什么日本人占领北平后，把要找的人全都找到了，单单就没找着您呢?

    胡：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自从我将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亲自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办公室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见过“北京人”化石。而有关“北京人”化石下落的情况，我就更不知道了。不只是我，恐怕再也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了。

    通过对其他人的采访和对文献资料的考证，尽管有些细节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有一点是不会改变了。——这就是，当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箱子被胡承志送到博文的办公室后，或者说，当胡承志转身离开这间办公室，就再也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它的踪迹了。

   从此，“北京人”在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