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诗歌报》，最具有中国前卫文化的探索与革命精神，它影响到了我那点自觉的反拨意志，但我所想的很狭小，甚至在1986年的“现代诗大展”年头还没有“革命姿态”。虽然从1985年冬我便想组织一支诗人队伍，并且在“现代诗大展”后的1986年冬已经与苏州和各地的诗人联络和聚会，着手进行一场诗歌艺术斗争，开展“地下游击战”，可是迟至1987年初夏才推出民刊《火帆》诗刊。

1990年1、2合期《诗歌报》（此时改为月刊）继“86诗展”之后，总结性地推出了“中国诗坛：1989实验诗集团显示”，掀起了“八十年代中国诗坛的最后一季风暴”。火帆诗歌沙龙“迟到”其中。《诗歌报》发表了我无纲领的火帆艺术声明以及火帆的个别作品。八十年代最后一季，这个无意的暗示很好，火帆恰是在1989年末的冬天结束了它自生自灭的物质过程。

北京的张雷在1990年的4、5、6期《诗歌报》上撰文批评了这场暴雨，非常平淡地道出了中国诗歌群体瓦解、雨过天晴的动态———“至少有1/3的诗歌群体提出非流派性、非宗旨或主张性以及他们各自为战等等说法。这也构成了本次诗歌大检阅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苏州创办的火帆诗歌沙龙就说自己不过是‘一种符号，不是什么流派。无严密组织性地共同火帆名字的每一个诗人，依照自以为是的一套艺术纲领从事个人的语言劳动。而且互不干涉，自生自灭。（火帆声明）’……像这样没有统一号令的情况明显与’86大展不同。艺术创作尤其是诗歌写作是完全的个人色彩的工作，很难对这些诗人的感悟力、智力、表现力及创造力进行规范要求……”可以讲，八十年代一些诗群精神的自由、散点分布，包含在九十年代更显明的诗歌精神分流的现实之中。

无论怎么说都是最强大的中国现代诗歌集团《诗歌报》，也已历经了反复停刊、最终仍复刊的艰难过程，在风雨飘摇中立定为中国现代诗歌精神的象征，青年性、探索性、公正性的象征，现代诗歌冲锋陷阵无所畏惧顽强搏斗的生命力的象征。我还自作主张地认为，它象征的无向度已使它超出文艺范畴，应证和预示着现代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式的潜在运行。难道不是吗，七十年代后期产生的朦胧诗，它的主观性、暗示性、神秘性和适度的反抗精神，已成为九十年代注重个人精神要求和生活内容的现实。那么，以《诗歌报》为中心的八十年中期产生的现代主义诗潮，它以诗歌革命为首要的反拨性、平民生活性、荒诞性、颓废感、技术化制作、艺术与现实的两难状态表现等等，更已成为十年后的当今社会注重“小人物”生活与情感的困惑现实。

毫无疑问地，九十年代的《诗歌报》参与着当代人类社会最大的事件，东西方文明的互动事件。局部地区的军事强力的纠纷，在和平的东西方文明互为存在的运动中显得次要，显得真正的反动。就像中国当代诗歌一样，总体的和平与安静将忽视个别的喧闹和纷争，《诗歌报》在进入九十年代的创作导向的推行，与此构成因果。我所理解的《诗歌报》，从中国当代诗歌的“重大事件”性质，转化为象征性质，又蜕变成诗歌价值、诗歌自然运行的本身性质，其意义便分布在了我们每一个诗人的思想和实践之中。

1990年代中期我从吵吵嚷嚷的革命事业中抽身跑到邮局，拿出一个月的工资订了十一份《诗歌报》，献给当地一千多万人民中属于“文化界”的十一位同志和我这个报社编辑自己。我利用做文学编辑的便利，在的文朋诗友中及当地媒体上，对《诗歌报》的汪洋大海作杯水微澜的推广。我十年如一订阅着的报刊唯有《诗歌报》，它从1985年起便从我的报刊订阅单中，挤掉了我少年时代便开始订阅的《世界美术》、《艺术世界》、《世界之窗》和《小说月报》之类的好东西。我最需要的最好的东西，选择到后来只能是极少的东西。

《诗歌报》作为中国当代诗坛的具体的事件和象征，活在我和广大诗歌同志们对它久久怀念的日子里。它永远走在时尚的前面，永远都在消灭时尚（时间的定位和阻挠），因为当代诗歌的内容以人类文明体系为最大文本，它根系原本的生命存在，它透过具体形式前进。在这个层面上，当代诗歌于无形中把全体的情感和意志，领向生命、自由、艺术和爱的原来。这一大得无法想像的行动和过程，与时间及我们同在。

肯定的，我对《诗歌报》的怀念，或者关怀、认识不止如此。虽然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只不过在它的版图上小写了十几首诗而已，但我是作为《诗歌报》的一分子感受中国当代诗歌及其命运的。这一过程具体而普遍，代表我自己的说话，代表生命存在方式（选择与坚持）对生命存在（本质）的说话。我不能站在《诗歌报》的外面，像个外人似地理论着它的形式、内容及是是非非，我只能溶入其中的一些细节，在怀念它的十年漫漫岁月里，感受、感动于具体的事件和象征，越发自觉地体谅诗歌本身，形成我与大家共同的理解、力量和燃烧，层层剥离自己，趋近现代诗歌单纯和谐、澄明统一的大根本。

以上，是我摘录的写于1996年的一篇旧文，被收入2008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拙著《心脏结构与文学艺术》（文艺理论评论集），所述内容或许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蜕化其质地，相反呈现在今天可能更具鲜活感。恍然间又过去了二十三年。期间的1997年至2007年我抛开诗歌致力于新闻职业和家庭生活，2007年回归诗歌写作时，前身的《诗歌报》早已衍变成了后世的《诗歌月刊》，我便又续上了和《诗歌报》在当下语境中的一点光阴关系，仅仅如此而已。

我在2017年写过一篇《叶延滨人本文本论》（载2017年第6期《诗选刊》），其中有一段穿越到1980年代的描述，兴许能代表和激起所有“过来之人”的切身感受。“在许多中国诗人的心里，都藏着关于三个地址的问答题，如果谁能随口说出三个准确的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８５号《星星》编辑部，北京市虎坊路甲15号《诗刊》编辑部，合肥市宿州路九号《诗歌报》编辑部，那么，他必然是来源于１９８０年代的资深诗人。在那个热火朝天的诗歌年代，青年人写诗的痴情远超过如今考公务员的热情，如果不是公职家庭的子女、没有城市户口而便于就业，如果不能考上院校得以分配工作，此外的青年们，在上述三种报刊上发表一两组诗或若干首诗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直接间接地达到上学、就业、择偶、晋升的目的，有的人从工人农民直接变身为公务员和其他公职人员，甚至“坐直升飞机”被提拔为文化艺术界的官员。当然，写诗不为上学、就业、择偶、晋升的青年也有很多，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写诗仅是源于家庭文化熏染和生性爱好。然而，假使没有《星星》、《诗刊》和《诗歌报》的存在，也许就没有所谓的当代诗人沙克坚守诗歌到现在。”

诗到如今，我不知道还能不能代表三十多年前的《诗歌报》的所有关系人表白，至少我可以作一下自白，我早已灭绝了1980年代那种火热的诗歌激情。处在与文学和艺术有关的职业理性和事务惯性之中，谁都不可能让我像关注当年的《诗歌报》那样，再去关注任何一个与诗歌有关的具体事件，时过境迁，物非人非，唯有光阴中的些许诗性，维系着我思维和语言里的本身基因，毫不象征地过着互联网加一切的非诗意生活。

                                                         （2019年10月）1986年10月，现代诗大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