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8月25日的消息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校服腐败案件取得新进展，当地教育系统3000多人被查出收取回扣。今年初，由新华社“新华调查”栏目播发稿件《红头文件“开道”，小小校服竟成腐败“唐僧肉”——湖北恩施州系统性校服腐败案件调查》，引发社会关注。经恩施州纪委最新调查，恩施州教育局学校后勤管理办公室成立恩施州学校后勤管理协会，将全州中小学后勤配送服务企业作为会员，并伙同这些企业垄断中小学校园市场谋利。此外，恩施州教育系统166个单位，包括校长、后勤部门负责人、班主任等在内的3009人存在收取回扣问题，回扣金额达223.01万元，涉及问题校服28.72万套。

    对此相关事情而言，其实有关校服的诸多问题一直饱受诟病，除了校服腐败，还包括校服质量甚至安全问题，面料差、不禁穿也就罢了；校服价格过高也一直被广泛批评，很多家长认为，为了不给学生家庭造成过大的经济负担，校服除了质优还要价廉；再有“难看”也是校服被吐槽的一个焦点甚至成为笑点。但是在校服问题的所有问题中，最丑的就是校服腐败，或者说各种校服问题的根源，都和校服腐败脱不了干系。

    换句话说，在这​长期以来对于校服的制作生产，也大都是服装生产企业眼里的“香饽饽”，而且为了吃到这块肥肉，很多企业想尽办法，而在监管体制不明朗的情况下，通过回扣的利益链来垄断校服生意并不少见，由于校服采购历来都是教育部门说了算，于是教育部门很容易为了回扣和企业形成某种利益关系，而实际上回扣的钱还是来自于学生。即便是校服可以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有利于身份平等，特别是在目前贫富差距的现实背景下，统一穿着校服，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平等意识，减少学生因家庭贫富差距产生的歧视与攀比现象。

    另外就是对于在校服还可以规范学生言行，有助于改善学校安全状况和学习环境。比如美国长滩学区在实施校服政策后仅一年，校园犯罪率、打架事件都明显下降，这样的例子具有普遍性。或者相对于校服有制度有规范，就像湖北恩施这一次的校服系列腐败案，既是一个窝案，又是一个串案——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到后勤部门甚至到班主任，这么多环节不但没有起到监管的作用反而成为腐败的共谋——所有的环节都失效了，所有的环节都陷落了，那么制度再完善，标准再严格，也无济于事。

    即便如此，​诸如像在现实中很多校服采购“学校说了算”的局面，说明很多要求依旧没有落实，相关方面借此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依然存在。而如此“理直气壮”地用红头文件来进行权力的变现，更是折射出权力的越界与“任性”。唯有把权力运行纳入法律的轨道中，把校服定制交给市场，让企业有机会平等参与竞争，教育部门切实负起监管责任而不是“越界”定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是祛除校服上的腐败的治本之举。  

    再从前面新闻中可以看出，像恩施州教育系统发生的系列腐败问题，并没有引起恩施州教育局党组成员、驻局纪检组组长闵立的重视。他履职不尽责、监督走过场，而且在当地群众向恩施州纪委反映来看的话，这驻教育局纪检组就是一种形同虚设了都。​若是要遏制乃至禁绝校服腐败，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没有考虑，那就是学生和家长，他们是校服问题的直接承受者乃至受害者，所以天然地就是保障校服安全和杜绝校服腐败的保证人，故而他们应该成为校服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监管者。从校服的设计、面料到招标、价格等等等等。

    其实对于校服的所有环节，都应该由学生和家长说了算，由家长委员会投票决定，让他们成为决策者，而让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仅仅作为决策的执行者。这个过程本身，不但要解决校服问题，而且对学生就是一次很好的主体意识教育。不仅是校服问题，不仅在教育领域，对于所有与权力和市场同时相关的商品，都应该尊重权利主体的地位和作用，让他们充分参与进来。

    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对于​校服的采购会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和学生家庭的作用，其款式需要征得家庭委员会同意。英国对校服的面料、剪裁都有较为严格的要求，不单单考虑价格。而家长们更关注的是校服款式所展现的学校内涵与精神。或者说，诸如在一个校服款式及价格的确定，常常需要提前三个月至半年进行招标采购，招标要求校服供应商不仅要物美价廉，而且设计方面每年都需要有所改进，由家长和教职员代表负责监督招标。诸如此类。

     于2016年8月27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