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扬子晚报的消息说，2012年，电视剧《甄嬛传》等宫斗剧曾引起争议，被指将“煽、色、腥”发挥到极致，充斥着争风吃醋、相互算计——人性中恶的一面被无限放大。但《求是》杂志于1月1日刊文为“甄嬛”正名，称《甄嬛传》不是歌颂阴谋，而是揭示封建社会的腐朽本质。的确，在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宫廷剧、戏说剧把封建王朝美化成才子佳人的舞榭歌台，仿佛那是一个可以肆意撒欢的时代，一些年轻人甚至想穿越回去过浪漫生活。《甄嬛传》则不同，它以一个纯真少女在皇帝后宫几经沉浮、生死搏杀的命运轨迹，狠辣地撕开封建宫廷的重重帷幕，让观众真切地看到“颜色如花、命如一叶”的落寞与悲怆。

    应该说，这部电视剧的悲剧根源不是她五分容貌五分性情酷似纯元而被雍正视为替代品，而是雍正始终以自己对纯元的理想主义来雕琢甄嬛，甄嬛是可以和他呤诗弹琴，举案齐眉，明艳聪慧，哪怕受了委屈折辱也要低眉顺目强颜承欢的甄嬛。哪里容得下她一点的倔强和不驯，更不会在意她以独立人格付出的真情。帝王本性不过如此。纵然万千宠爱，也只是在甄嬛讨得皇帝欢心时，皇帝给予的施舍罢了。如果纯元活在甄嬛的位置，下场只会更惨。

    不可否认，这《甄嬛传》能担得起终结版的称号，里面有权谋、有历史、有爱情、有忠诚、有背叛、有人性、有励志、有文学，可谓之大戏。其中所涉及的皇权之下，等级森严。从答应、常在、贵人、嫔、妃，到贵妃、皇贵妃，如登刀山，愈登刀愈尖。政治上的世袭制决定了皇帝必须绵延子嗣，这是后宫“最大的政治”。皇帝客观条件下的不能专宠与后宫女子主观意志上的竞相争宠，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日日自危的女性，为自己争，更为家族争，朝廷政治与后宫争斗搅和在一起，成为权谋和腐败滋生的温床。或者说《甄嬛传》对后宫斗争的展示比一般宫廷剧更为辛辣，但这不是歌颂阴谋、欣赏斗争，而是借一个个青春女性理想和生命的惨烈毁灭，揭示出封建社会的腐朽本质。这正是《甄嬛传》区别于一些同类题材剧的关键所在。

    或者说，那封建男权价值观深深植于文本的各个方面，文本中更透露出这样一个讯息：但凡庶女、私生女、下品小吏之女、武将之女，或品德有亏，或才华略逊，最终结局都以惨淡收场，只有如女主角甄嬛这样伪装出中庸不争态度的“吏部侍郎嫡长女”，才符合男权价值下的宫廷，并得以踏上太后之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封建宗法制、嫡长制度以及文官政治、儒家伦理对作者思维根深蒂固的影响。如此一来，女性被牢牢圈锢在父亲和丈夫掌中，她们从“父亲”处获得先天财富，再以此为资本求得“丈夫”（或其他男性）的肯定，从而完成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而“母亲”则在此期间完全缺席。至于来自“丈夫”的评价，除了赐予等级、封号以外，作者还抛出了小说中最高端的评判标准所谓的“爱情”来。

    而出现像《甄嬛传》就电视剧艺术本身而言，有个鲜明的主题及矛盾冲突也只是符合戏剧规律的。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以精雕细琢的工夫，塑造出一批生动而富有意味的艺术形象。皇帝、妃嫔、宫女、太监，个个有血有肉、鲜活欲出。

    即便《甄嬛传》里的皇帝,女主直到最后一刻对他犹抱有“爱情的幻想”，用两人初见时美丽的误会消解了仇恨。除了甄嬛本身具有“主角光环”以外，作者处处对男性曲意维护。借助虚无缥缈的“爱情”外衣，女主和男性的过错均得到了辩解与开脱，作者有意令读者对他们产生同情，坚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有着不得已的苦衷。但对于“反面”女性，这种笔下的温柔敦厚顿时荡然无存，如华妃、皇后、安陵容等人，作者用强力左右了她们的性格与行动，大多数笔墨极写其偏狭、阴狠、刻毒与疯狂，而在有限篇幅内所交代的行为动机又实难对她们的失控举动以及性格转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由此，《求是》杂志于1月1日刊文为“甄嬛”正名，称《甄嬛传》不是歌颂阴谋，而是揭示封建社会的腐朽本质。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甄嬛传》里，起码是其艺术性及其规律不会过时。当前一些影视作品，有意无意忽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忽视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精心塑造，甚至认为创新就是专门和传统“对着干”，只有“奇观”和“类型”才能与国际接轨。

其实，最本真的东西恰恰是艺术作品最应坚守的魂魄。《甄嬛传》不蹈历史剧戏说的旧辙，也不循唯史实是瞻的图解式老路，实现了一次颇具文化意义的艺术突围。它让我们深切地认识到，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不会过时，如果不能用好看的故事吸引人，用生动的典型感动人，用精良的制作愉悦人，再深刻的思想都无从谈起;自然，艺术也需蕴涵思想的精灵，否则就丧失了灵魂，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所以说，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这部《甄嬛传》无论如何，还是首先确认其独具艺术性、戏剧性及娱乐性的。

    于2014年1月8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