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者:未来教师的理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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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者:未来教师的理想形象
原创: 余孟孟
微教育学
H·M·麦克卢汉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高雅,更富有敏锐的感知力,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是“偏重耳朵的人”。
这的确是一种很有见识的说法。
中华民族的确是一个崇尚倾听的民族,中国传统文化也确实是一种崇尚倾听的文化。
聪明,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常用语。“聪明”一词其本意就是指人耳朵听的能力和眼睛看的能力,而且听的能力在先。
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在中国传统的画像、塑像和雕刻中,那些圣人、哲人常常都有一对大耳朵,而且儒释道三家都是如此,比如孔子、老子和佛祖常常都给人大耳朵的形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对“听”的崇敬以及听的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核心,而儒家所倡导和追求的理想人格——圣人,其实就是善于倾听的人。因为对“听”的推崇,中国古代形成了以“兼听则明”为核心的“听政”文化,重视民间音乐的“听治”文化,刑官处理罪案诉讼的“听狱”文化等。可见,中国人独特的倾听文化和哲学,“造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听的态度、听的对象、听的目的,且都不同于世界其他文化。”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被纳入到西方文化体系当中,特别是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完全被西方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所宰制和支配。而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视觉文化。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说,当时的人认为人类从眼睛那里获得的知识,显然要比从其他器官那里获得的更多。海德尔格也说,哲学的传统从一开始就被主要定位以‘看’作为通抵生命和存在的途径。
事实上,那些具有理性主义的词汇,如“目的”“观点”“看法”“见解”“洞见”等都和视觉关系密切。至于今天的学科知识体系,其源头就在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那里,也是按照视觉文化范式确立起来的。
视觉文化对教育最大的影响首先就体现在课堂物理空间的布置上。
这样的课堂,常常是在黑板、讲台、课桌椅等物质基础上形成的,课桌椅面向黑板和讲台排成行列,教师以教科书为中心,使用黑板和粉笔进行讲解,教师提问学生作答。在这种课堂空间里,学生肩并肩,眼睛统一朝向讲台和黑板的方向。这种空间设置,既方便学生观看教师在讲台上的讲解、在黑板上的板书,同时也便于“教师俯视与监督全班学生,调节课堂气氛并控制学生的行为,而每个学习者则只能将视线集中于教育者身上。”可见,这种课堂物理空间的设置是以视觉为中心的,是为了满足师生视觉的欲望而进行的,是“视觉文化霸权”在课堂中的表现。
与之相应的是,教师在不断强调学生倾听的同时,却使自身患上了“倾听缺失症”。不愿、不想、不能倾听学生的教师大量存在。教师被定位成了“言说者”“表演者”“输出者”,而学生相应地被定位为“倾听者”“观看者”“接受者”。“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必须有一桶水。”学生被认为是一种“无力”“被动”的容器,等待教师用知识和思想来灌输。
好的课堂应该是一种相互倾听的课堂。在这样的课堂里,教师和学生都是倾听者,而且教师要首先成为好的倾听者。因为,只有教师自身悉心倾听每一个儿童的心声,儿童在能真正学会倾听。
其实,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不仅是启发学生的大师,同时也是倾听学生的典范。孔子的大部分教育活动都是在与弟子的对话当中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孔子非常善于观察和倾听弟子的言行,从而给出针对性的解答和启发。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在教育上以其“产婆术”闻名,其实“产婆术”更多地也是一种倾听艺术。它不是直接把答案和观点告诉对方,而是先通过倾听了解对方观点中的漏洞和矛盾,从而有针对性地发问,让对方逐渐陷入思想困境,最终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因此,应该重新确立教师倾听者的角色。
当教师成为倾听者,不仅有利于教师教育能力的提升,也在实现着教师的道德品质。因为倾听从外部来看是言说和对话的基础,但是从内部来看,是培育以“听”为基础的“听德”。一个愿意倾听学生的教师,在人格上往往更宽容、更谦逊、更友善、更富有同情心。倾听在客观上能唤醒教师心中的良知和道德感,能实现教师师德的进一步提升。对学生而言,教师倾听不仅能营造出一个安全、安心的课堂氛围,还能传达出平等、尊重、关怀、成全的精神。
有人说,“人的心灵深处是眼睛无法抵达的,它只能借助于耳朵的倾听。心灵的寂寞或者孤独不是一种景象,而是一种声音,指望眼睛是看不到的,唯有依靠耳朵方能够听见。”可见,教师要走进学生的心灵世界,首先也要使自己成为好的倾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