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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啸 黄上芳：培养君子公民
2019年06月26日 09:57 来源：《教育学报》2019年第1期 作者：王啸
黄上芳
君子是我国传统教育所要培养的人之形象，公民是中国现代教育的目标定位。我国现代教育一方面要吸纳人类文明的基本共识，立足现代公民的培养；另一方面则要继承中华民族的君子教育思想，恪守中国立场，凸显中国风范。“君子”与“公民”的结合而产生的新形象就是“君子公民”。这一新形象力图把“修身为本的传统责任伦理”和“自由为本的现代权利道德”融贯为一体。在最为根本的意义上，“君子公民”就是以仁和自由为主要内涵的人之形象。我国教育应自觉地以培养君子公民为己任。
一、为什么要培养“君子公民”？
培养君子公民，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需要。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就是以现代化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变革，更是以传统人格转向现代人格这一人之转型为核心。可以说，能否培养出合格的公民，是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标志。这也就意味着，中华民族必须要实现由传统君子形象向现代公民形象的转型。
培养君子公民，是我国教育的需要。在经过了近代以来基本常识的启蒙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不应在教育中对“现代”与“传统”做“二分法”式的简单对立处置。现代不能轻易否弃传统，传统也要走向现代。可以说，以君子人格为核心的君子教育思想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本土资源。
培养君子公民，是中国文化的需要。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也涌现出了诸多问题，诸如大行其道的功利主义、利益至上的人际交往、近乎荒芜的精神家园，让人痛心不已。
把“君子”与“公民”结合起来的“君子公民”就是要把“修身为本的传统责任伦理”和“自由为本的现代权利道德”结合起来。这一结合意味着，“君子公民”既立足于传统，又不止步于传统；既有重大发展，又不割断与自己母体文化之间的脐带，而是带有一种温情和敬意。
二、能否培养出“君子公民”？
“君子公民”立足于博大精深而又历史悠久的君子文化之中。在最为根本的意义上，文化即人化，文化的最高成就乃是人格。正如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是培养绅士，中国文化的最高成就则是生成君子。
（一）
作为“君子之学”的《四书》
君子成为儒家培养人才的规范和标准，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想往和追求的理想人格。这是孔子为中国文化作出的伟大贡献。孟子以“大丈夫”学说发展了孔子的君子思想。变乱世为治世，变无序为有序，变无道为有道。这是孟子对君子学说做出的重大贡献。
可以说，君子的一言一行都为世间的标杆。如果说以上侧重于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各自的角度定位君子，那么随着“四书”一名在宋代正式定名，作为一个整体的《四书》，则进一步把君子学说提升到新的高度。在这个过程中，朱熹虽不是唯一一位铸造《四书》体系的巨人，但他无疑是将《四书》体系化、铸造新的经典传统的奠基者。
《四书》所建立的新经学体系，不再是与治统相关的王官学，而是以成人为目标的教化体系。儒学的人文关怀与实践品格，努力在修己治人的身心实践中建立一个“天下有道”的理想世界。这一理想世界的主力军，正是君子！
《四书》作为一个整体所发挥出的作用和展现出的力量，远远超出了其中任何一个单独文本本身。
《四书》在中华民族的心性养成和文明传承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深蕴于《四书》之中的君子思想更是博大精深，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并正在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人格形象和精神风范。今天的中国教育，应该主动而自觉地去挖掘和发扬君子之道这一伟大的优秀传统。
（二）走向君子公民
然而，以《四书》为代表的君子学说在近代以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一挑战说到底是对儒家学说的挑战：为什么以儒家学说为底蕴的君子，尽管具有“道尊于势”的人文传统，却在专制统治下以“臣民”的身份生活了两千年，无法与专制皇权相抗衡？！
发端于孔子和孟子进而在《四书》之中所建立起来的儒家“道统”，在古往今来的一代代君子心目中，不仅远远高于皇权，而且是自己与专制权力抗争的思想基础和勇气源泉。
在康德看来，公民有三种不可分离的法律属性，它们是：“宪法规定的自由；公民的平等；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因此，一个公民的人格的所有权，除他自己而外，别人是不能代表的。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巨人，康德指出了公民之为公民的根本乃在于自由、平等和独立。
三、如何培养“君子公民”？
随着“公民”概念由晚清知识分子引入中国，用以建构启蒙理论和民族国家理论，这一对“君子公民”的探索和培养，在梁启超和胡适等人那里已发先声。
梁启超是中国君子公民教育思想的首倡者。他指出，中国教育要立足人类文明，吸收人权思想，充实君子文化。胡适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他不是把民主仅仅理解为一种政体形式，而是把民主同时理解为人的生活方式，其所提出的建设性建议至今具有醒世意义。蔡元培立足与挖掘的正是《四书》中的君子教育思想，同时又吸收了康德等人的公民伦理主张。基于强烈的根源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蔡元培没有把传统与现代、家庭与社会、私德与公德绝对分割、对立开来。可以说，蔡元培通过《中学修身教科书》等的刊行，丰富了中国君子公民的内涵，也给我们树立了一种可以学习的典范。而在当代学人之中，牟钟鉴力图在儒家君子论的基础上，建构当代新君子理论。陈来则在《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一书中进一步明确了君子的基本信念：（一）道德比法律更重要；（二）社群比个人更重要；（三）精神比物质更重要；（四）责任比权利更重要；（五）民生比民主更重要；（六）秩序比自由更重要；（七）今生比来世更重要；（八）和谐比斗争有价值；（九）文明比原始有价值；（十）家庭比阶级有价值。
这是立足现代，对古老的君子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这种发展的意义上，可以说，君子就是现代的公民，而公民就是古代的君子。
四、结语
“君子公民”带着丰厚的历史传统，又放眼人类文明。没有公民，就没有现代化；没有君子，就没有中国魂。我们既需要科学、民主与法治的支撑，也需要人文与道德的滋养，它们共同捍卫着中华民族的人性尊严。一言以蔽之，人以文化而君子，人以制度而公民。“君子公民”就是要把“修身为本的传统责任伦理”和“自由为本的现代权利道德”结合起来。培养君子公民不仅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具有现实性。君子公民，其可待乎？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报》201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刘思彤/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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