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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01 09: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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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文化守夜人 |
分类： 精华文摘 |
一位中学都未毕业的校长
却成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文/黄春霞，蒲公英教育智库研究员
许多人知道钱穆是因为《国史大纲》，这部巨著的极大影响力，导致多数人只关注他在学术方面的造诣，却忽略了他的另一个身份——教育家。
1949年，钱穆选择南渡，来到香港。文教之事不该断绝。1950年，钱穆与唐君毅等人创办了新亚书院，出任首任校长。从此，钱穆不只是一个著书立说的学者，他还以书院校长的身份思考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从小学教师到国学大师
钱穆幼年家境贫寒，父亲很早就去世，为了能养家糊口，小小年纪的钱穆非常努力。白天上课，晚上回到宿舍，依然点着蜡烛继续读书。夏天蚊虫多，他就搬来两个空酒坛子，放在桌下，左脚伸进一个，右脚伸进一个，以防虫咬。
尽管他刻苦勤奋，学习很好，但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其继续求学，加之学校停办，钱穆被迫辍学回家。后来，在乡下的一所小学里成为了一名老师。可以说，钱穆一开始读书的目的并不是成为大师，而仅仅是为了谋生。
成为小学老师的钱穆，稚嫩青春，只比学生略长几岁，全然就是一个大孩子。但是他上课却一点不含糊，且方法很新颖，并不是照本宣科。
有一次无锡县教育局派来督学检查教学质量，正好听到钱穆讲课，看他20岁不到的样子，在心里暗暗想，能教得好吗？
只见钱穆开场即说：“同学们，今天我们先不讲课文，我有个思考的心得要分享给你们。昨夜我在睡觉时，脚不小心踢了一下墙壁，痛得很。”
这通开场白逗笑了小学生们。“但是呢，我由此领悟到了一个汉字结构的道理。你们看，手臂的‘臂’和墙壁的‘壁’，偏旁都是开辟的‘辟’字，而且，臂在身旁，壁在屋旁，都带有‘旁边’的意思。你们再看避，乃避开一旁，璧乃玉悬身旁，于是我总结出，所有带‘辟’字的，都有一旁、旁边的意思在里面。”
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而督学也从来没有在小学课堂上听到这样有意思的说法，他见过的其他老师都是照本宣科，从来不会试图去教学生怎么获取学问。回到县里，这名督学还特意写了篇文章讲这件事，发表在报刊上，让钱穆的教学法火了一把。
他边教书边自学，一教就教了18年的中小学。
1930年，《燕京学报》上刊发了一篇文章，名为《刘向歆父子年谱》，署名钱穆，引起北平学界的剧烈轰动。
这篇文章通过考证《汉书》细节，推翻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认为刘歆伪造经书的说法。当时整个北平的史学界，几乎都是相信康氏学说的，连顾颉刚、傅斯年这样的大学者都笃信不疑！但是民国对学术的包容，可谓海纳百川，众多被钱穆驳倒的学者们纷纷对他的文章高度赞许，尤其是顾颉刚，还主持发表了这篇文章。
文章发表之后，北平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开设经学史、哲学史之类的课程，都只能停开——因为全被钱穆证明是讲错了。顾颉刚把钱穆请到燕京大学来，这名没上过大学的中学教师终于成为了大学教师。一年之后，钱穆又转去了北大。
成为北大新秀的钱穆，还是保留着“为己不为人”的治学风格——只要坚信自己是对的，再权威的人也敢怼。钱穆说自己讲课“如登辩论场”——他经常在课堂上反驳其他老师的观点，即使是名师大家。
比如和当时的诸子学权威胡适，就激烈讨论了孔孟的先后问题。胡适以为，老子先于孔子，而钱穆以为，老子在孔子之后。为此，钱穆经常在课上说：“胡先生在这个地方又考证错了。”
一个是留美博士、学界领袖，一个是只有中学学历的乡野老师，两人却是棋逢对手，你来我往，过招很是畅快。
好的学者，不一定是好的老师。但有着18年的中小学教学经验的钱穆，很懂怎么上课，也知道怎么激发学生思考问题。一时间，钱穆成了公认的“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同时，钱穆一直在学术上励精图治，完成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尤其是那部横空出世的《国史大纲》，将他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小学教师到国学大师，钱穆靠的就是苦读和善思。
两手空空创建新亚书院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既无资本，又无准备，可谓是白手起家。别说在香港办一所大学，以当时的情况来说，办一所小学都不可能，简直就像摸黑路一样的冒险。可是，他为什么还是要去做呢？他说：“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
1949年秋，为解决战乱中滞留香港的学生就学问题，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在九龙桂林街一所中学里租赁两间教室，开办了一所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半年以后，才迁到深水埗桂林街，租得三间教室，改成为日校，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担任校长。
新亚书院的条件是非常简陋的，到什么程度？没有图书馆，没有任何教学设施，几乎家徒四壁。从客观条件上讲，的确如钱穆创作的新亚校歌中所说——“手空空，无一物”。早期的时候，有学生见到学校设施条件之差，连课都没上就离开了。但真心求学的青年也不少，他们留下来和老师一起共同进修。渐渐地，凭自身的努力，也承各方的协助，新亚书院不断提高学术水准、增订课程、充实教学设备、扩建校舍。增加有志青年入学机会。全校分设文、理、商三个学院，共有十二个学系，并设有程度相当于大学研究院所的新亚研究所。
新亚书院的一切课程，主张先重通识，再求专长。学生要先建立通识广博的基础，然后再发展各自的特长，进行深度专研，认识自己所学专长在整个学术及个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关于教学方面，新亚书院侧重训练学生的自学精神与自学方法。授课采用导师制，学生可各自认定一位至两位导师，在生活上密切联系，在精神上互相契合。导师的作用不仅是讲授，而是通过自身的人格及学识，形成整个体系对学生进行指导。目的是为了学生在脱离学校进入社会以后，对于自己所学专业，依旧能够保持积极研求的兴趣与习惯。
要达到这样目标，现在的学校做起来也并非易事。换句话说，当下的学生，能够潜下心来，专注做研究，坚持做真学问，保持学习热情的人，实在不多。或许，在我们提倡现代化、多元化、科技化的今天，如何专一化、深度化也是我们学校教育要思考的问题。
后来的新亚书院，应港英政府的邀请，与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虽然成为了中文大学的一部分，但依旧有相对的独立性。新亚书院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校歌和准则。
钱穆说，新亚书院追求的目标是：
一、人类的文化价值
二、个人的生活理想
它承载着那个年代抱负和诉求。而在新亚校歌中，钱穆多次提到新亚精神，到底什么是新亚精神呢？
新亚校友黄祖植的理解：
其一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其二是在困苦艰难的情境下奋斗
这必然是有时代的局限性，可是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依旧有其积极性，而且是一种大胸怀，大气节。
无论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都必须明白我们要培育什么样的人，对这个现实社会的意义是什么？既然学校是教育的修道场，就一定要有那份修炼者的气质在。
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钱穆终其一生，都在尽力传扬中华文化。直至92岁，钱穆在素书楼完成了他的最后一课，并对台下的人疾呼道：“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
尽管钱穆学术造诣极高，也颇具成就，但他认为自己，自审才性，是一个只适宜于闭门读书，上堂教课的人。而事实也是，从站上讲台，到完成最后一课，他花费了整整75年。期间，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师，再到自己办校担任校长，无一不在践行着自己的初心。他要弘扬传统，同时还要用教育的方式传承。
在一次秦汉史课上，他指着教室中的灯泡说：
“中国的秦汉文化犹如这屋中许多盏电灯，灭了一盏，屋子还亮。西方罗马文化就好比只有一盏灯，虽然非常亮，但一灭，就一片黑暗。”
钱穆讲课能动感情，讲到得意处，满面通红，声调高亢，抑扬顿挫，一口无锡官话像唱歌一样好听，将学生们也带入历史的境界中。
他精读古书，践行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也善于学习古人的处事智慧。
钱穆的课堂上，听课者各色人物都有。有学生，也有中小学老师，有公职人员，也有体力劳动者……如果课后有人向钱穆请教问题，他从来不问来者的姓名和职业，不管对方是不是自己的学生、问的问题水平如何，都一视同仁，和颜悦色地解答疑惑。
有学生疑惑：有些人似乎只是慕名而来，想见见您而已，不像来求学问的，为何您也很认真地赐以答复？
钱穆说：“张载18岁的时候，只是个普通的读书人，拿着兵书去请教范仲淹。当时范仲淹已经是高官，却没有怠慢他，反而送给他一部《中庸》，勉励他用心读儒书，而不是沉迷于兵家。张载听后，翻然而悟，遂成一代儒宗。可见有时候话虽然不多，但影响却不小。孔子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宁愿失言，不肯失人。”
这种真正符合孔子“有教无类”精神的行为，在教育功利而浮躁的当代，比钻石还稀缺。
有人说，钱穆是最后一位正真意义上的国学大师。他爱了一辈子的中国，也研究了一辈子的中国；见过了受侵略凌辱的中国，却至死也未见统一的中国。终其一生，他始终在倡导新儒家，弘扬中国传统，并通过教育，深深地影响着港台和大陆。
1960年，耶鲁大学特授予钱穆名誉人文博士学位，而且破天荒地第一次用中文念出颂词。颂词中说：“钱穆先生，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他，也确称得上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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