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诚实作文始

文/王营

语文老师经常教育学生说，作文如做人，作文要写真情实感。这话一点也不错，但事实又如何呢？

近日，国家总督学顾问陶西平抨击了中小学作文教学中的弊端，他呼吁别让孩子从作文开始“第一次撒谎”——“教育活动中一定要重视价值观教育，否则社会将承担没有进行这种教育的后果。”陶西平在为教育界500余名代表作主题报告时说，某高校一名外教让学生完成一篇关于母亲的英语作文，所有学生都非常轻松地完成了作业。因为他们从小学起就开始写这个内容，毫不费劲。但外籍教师的阅卷结果出乎意料，他质疑学生：“你们的母亲难道都是一样的吗？难道她们从来没有不负责过？从来没有自私过吗？”“我记得韩寒说过一句话：‘人生的第一次撒谎常常是从写作文开始的。’所以每个孩子都写了一个虚拟的母亲。”陶西平说。

事实确如韩寒所说那样：“人生的第一次撒谎是从写作文开始的”。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经常出的题目的是《难忘的一天》、《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新学期的打算》等，拿到作文题后，搜肠刮肚，无论怎么也想不出哪一天“难忘”？哪一次劳动“有意义”？新学期到底有什么“打算”？无奈之下，只好向《作文选》或本班写作水平稍高的同学求助，将别人的文章改头换面，匆匆交差。这样的文章能真吗？既然“难忘”、“有意义”，为什么“那一天”、“那一次劳动”至今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见，从小学开始，作文就没有写过真情实感。后来上初中，老师布置写人物的作文，题目往往是《难忘的一个人》，要么写“父亲”、“母亲”，要么写“同学”、“朋友”，但在进行人物肖像描写时几乎每个同学都会使用“目光炯炯有神”、“神情和蔼可亲”之类的形容词，难怪老师调侃说：你们全班同学是同一个“爸爸”、“妈妈”！

作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现象？我想不外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命题作文惹得禍。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几乎都是命题或半命题作文，由此导致平时的作文训练大多也是命题作文。题目定语多，限制也多，这就框定了学生的写作思路，一些学生在某一选材范围内没有生活体验，为了完成写作任务，必然说假话，瞎编乱造。比如，让城里的学生写“一次有意义的劳动”，既要写“劳动”，还必须是“有意义”，有些学生根本没有参加过劳动，更谈不上“有意义”，不说假话才怪呢？

二是作文评价标准出了问题。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命题往往和政治密切相关，强调作文要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主题要“有意义”、“高尚”、“伟大”、“立意高远”。记得前些年，每年中考、高考临近之际，语文教师往往要围绕当年发生的重大事件，猜题押题，大多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结果即使写作水平不高的学生，只要主题不出现什么问题，胡乱编造或者背诵几篇优秀范文，也能拿高分，这样的作文能有真情实感吗？一些有思想的学生作文偏离了主题，往往被打成“另类”，如此评价标准，作文那有真话可言？

三是作文指导课有待改革。通常情况下，中小学每周安排两节作文课，第一节课讲评指导，第二节课学生自由作文。讲评指导课通常这样安排：教师先对上次作文作简要评述，然后板书本次作文题目，接着指导针对这样的题目，应该怎样审题，怎样立意，怎样选材，怎样安排文章结构，这就无形之中把学生引向了一个思维的套路；最后教师再读几篇从《作文选》或期刊上找来的范文，让学生仿写。刚看到题目时，学生可能还有一点想法，心里有话想说、想写，经过教师这一番指导，反而不知所措，只好按照老师的要求，添枝加叶，进行一番无中生有的“构思”或“创作”。

作文撒谎，影响了中小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也导致中小学作文教学效率低下。作文就是做人，“我手写我心”，怎么想就应当怎么写。我们读鲁迅、季羡林等文学大师的文章，读不出一点儿的虚假和造作，反而对文章中所包含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产生情感的共鸣。我想，他们在写作的时候，恐怕没有人为他们命题，也没有人告诉他写文章必须写重大主题。

如何改变中小学生作文撒谎的现状？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写作教学的初期教师要敢于冲破条条框框，放手让学生写“放胆文”，自己命题，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写心里想说的话。只要语言通畅，言之成理，感情真实，不管主题是否“崇高”、“伟大”，教师都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二是在中考和高考作文命题和评价标准上，要解放思想，给学生提供写真话、自由发挥创造的空间。命题的范围要宽泛，让学生有话可说；阅卷老师敢于对那些写真话、抒真情的“另类作文”打高分，对于那些胡乱编造、改头换面、卖弄文采之作要敢于打入十八层地狱。三是切实改革中小学作文教学，淡化写作方法指导，“导而弗牵”，多写多练。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从《小说作法》学出来的作者，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过。”“写作之道，除了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下一番功夫，是并无其它捷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