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讲过一个故事，说某高校招聘教师，面试官对讲得兴高采烈的应聘者突然问了一个问题，“请解释一下什么是自由？”，据说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当时却把应聘者给问傻了。

    若为自由故，勇士将爱情、生命皆可抛，但是何为自由呢？

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是“地之灵”理论的拥护者，认为某个大陆都有独特的地之灵，祖国和家乡就是每一个民族被某一特定的地域吸引之地，他在论述“地之灵”的时候，也论述了自由：“人们自由的时候是当他们的生命在有生命力的祖国之时，而不是他们四处漂泊之时”“人在服从于某种出自内心深处的声音时才是自由的”，“人只有在对自由毫不感知的情况下才是自由的，对于自由的呼唤其实是镣铐在锒铛作响，历来如此”，可以说，劳伦斯的自由即在有生命力的土地上有扎根的生活，这就不难理解他理想中的自由是“像一颗树一样自由”，享受与“地之灵”紧密相联系的一种自由，这就不同于漂泊不定的流浪者的自由，被人形容为“像随风而非的蓬草一样自由”，飘落无根，没有身份，随遇而安，就像那流浪的吉普赛人，甚至是一种现代人的比喻“像风一样自由”。

     选择像树一样自由，亦或像蓬草一样自由，其实也指出了两种类型的自由之路，一种是基于非自主性的自由，就是制度上的，有条件的，对社会公众负责的自由，按照德国策展人的鲍里斯·格罗伊斯的说法，是一种策展身份的自由，而另一种自由是自主性的自由，是无条件的、无需对公众负责的艺术创作自由，同样按格罗伊斯的说法，是一种艺术创作的自由。我并不十分同意格罗伊斯的说法，与其说一个是策展身份的自由，一个是艺术创作的自由，倒不如说一个是艺术家创作态度的自由，一个是艺术家的精神自由，因为与社会责任感相关的自由并不是策展人才有的特权，艺术家同样需要创作态度上保持对社会的责任感，也需要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自主。很喜欢艺术家徐冰的态度，推崇做有益于人类的艺术，他曾在作者对他的采访时语重心长地说，“我越来越多的倾向于不把艺术本身太当回事，我觉得你的身份就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人，你做的工作，要有创造力之外，还要对人的思维要有启发，这就是我一贯要求自己的。再有一个，要对人类有益处。我不太考虑是不是艺术，只要是它能符合这几条要求，就可以了。所以你的艺术才可以更宽泛，你的形式，你的艺术表达，才能够更自由。”徐冰的这种艺术态度，也是许多当代艺术家的态度，因为艺术不是纯粹的个人的自我娱乐，即使是追求倪瓒一样的“聊以自娱”的传统艺术观，在当下的公共展览空间也发生了变化，艺术作品需要呈现在公众面前，也具有了一种私人化与公众性的博弈，艺术创作的自由也被赋予了社会责任感的意义，而不再仅仅是私有空间的放浪不羁的自我游戏和表达。

    自由为何对于我们如何重要？1913年10月，已经拥有名誉、权力、财富、知识和各种福气的荣格，不再渴求这些事物的时候，个人的灾难却找上了他，他独自在旅途上突然看到了洪水滔天的幻象，并在梦里反复出现，“我想，我的灵魂生病了”，荣格如是说，从此之后，他开始与这番景象搏斗，他也将自己的灵魂生病、抗争、对话的种种记录下来，著写了《红书》一书，荣格称“追求内心图像的那些年是我此生最重要的时光”，并绘制了很多奇奇怪怪又精彩无比的插图，也被世人惦记至今，甚至在今年第55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的主题展大厅中展出，引来无数的观众感慨和称赞。或许从荣格这里我们看到自由的可贵，也许，在物欲横流的世界，内在的精神世界需要寻找到它自己的家园，这个家园就是自由的灵魂。自由的灵魂，能够让那些在内心泛滥的几乎要毁灭人性的东西渐渐平息，也会让人在深不可测的物欲世界中发现人性的光辉，并让人最终归于精神的宁静。

本文已发表在《颂雅风》杂志2013年09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