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看美国美学家比厄斯利的《西方美学简史》，发现关于音乐的美学理论，在西方的讨论是很有趣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的益处是情感的释放，一方面源于对节奏和旋律的欣赏，另一方面源于通过模仿而获得的怜悯和恐惧这两种情绪得到合适的净化，类似悲剧所特有的快感；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家们，如马兰·梅森，支持音乐的伦理作用，即认为音乐存在的理由在于它可服务于性格和品德；18世纪的笛卡尔主义者约翰·马特森则认为音乐与诗歌一样，对嫉妒这种情感特别关注，又附属于热烈的爱之下，带来多种多样的音乐，但本性是指向不安﹑烦恼﹑愤怒和悲哀，而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音乐自身成为一个活泼的﹑沉静的，或者忧郁的对象，而且音乐的意义不要求阐释者对它进行解释，是由自己完成的；到了19世纪，受浪漫主义理论的影响，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音乐的情感表现论，叔本华认为音乐遗世独立，是意志本身的复制，而非柏拉图式的理念的复制，瓦格纳则呼唤新的理想的歌剧诞生，将所有的艺术门类综合到一起，而产生最强有力的情感表达，而到了尼采，则认为音乐中，迪奥尼索斯式的狂热于陶醉与阿波罗式的秩序与尺度的冲动结合，产生了悲剧，即悲剧产生于音乐精神，而悲剧又美化了一般的艺术，是对生活的肯定……

通过对这些理论的简单回顾和梳理，可以发现，在纷繁的理论之后，模仿，悲剧，情感这几个词，是其中的核心。西方人似乎更多将音乐与人的情感联系起来，不是单纯的悦耳动听的听觉美，也不是简单的情感陶冶，而是能使心灵得到净化和澄明，从而达到一种和谐状态，虽然音乐本身可能是悲剧的载体，但它是给人以“痛并快乐”的特有的快感，而并不是痛苦的化身，从而使人的情感得以解脱，心灵复归于安宁。

但是当这种理论发展到极致时候，音乐完全成为了情感的宣泄和释放的载体，或许就导致音乐成为没有了合符旋律和节奏的内在规律的东西，甚至是完全没有了音符和旋律的东西。正如20世纪实验音乐家约翰·凯奇对音乐的新定义，“如果音乐这个词，是十八﹑十九世纪乐器所演奏音乐的神圣专指，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形象的表达‘声音集’”。他那著名的《四分三十三秒》就没有一个音符，只有现场的各种噪音，咳嗽声，哈欠声，窃窃私语声等等。也有人说他的这种音乐是来自禅宗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活在当下西方社会的西方人，他更多的理论逻辑或许还是来源于西方哲学本身，即使有东方思想的影响，又会不会已是西方化的东方哲学观呢？约翰·凯奇的独特演奏方式，又是“无目的性的演奏”，他可以说继承了尼采的“悲剧，以及所有的艺术，都是对生活的肯定”的思想，强调“这种演奏是对生命的一种肯定——不是企图从混乱中找出秩序，也不是试图改进造物，只是单纯地叫醒我们正拥有的生命。如果人一旦能摆脱心与欲的障碍，让生命顺其本意流淌，就是一件极美的事”。

当西方的当代实验音乐发展到这种境地的时候，其实很类似西方美术史上的极少主义，其中的极端例子就是绘画只是一张白画布，我们也不必过于惊讶。因为人家并不是某天头脑发热，异想天开就做出了这样的“艺术”，而是有其庞大的理论体系在背后做支撑。也有很多人认为绘画和音乐发展到这一步就死亡了，就没有“艺术”可言了，但会不会其实这只是“艺术”这棵大树的一个长相比较怪异的小枝叶呢？换句话说，这样的“声音集”只是音乐的一种另类形态而已，与之并行的音乐存在形态依然会茁壮成长，就像绘画艺术走过了极少主义，现在更是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世界。同时这样所谓的象征艺术“死亡”的音乐和绘画本身，其实能够促进人们对艺术的本体进行质疑，追问和反思，也能促进艺术的发展和创新。

不过相比西方当代造型艺术思想的前卫与包容，西方人对音乐的态度还是比较传统的。中国油画协会主席詹建俊老先生在中央美院60周年素描展的“素描与我们”研讨会上，就曾谈起这个有趣的现象，他的原话小狼记不清了，大概意思是说西方的音乐尊重传统，可变性比较窄，与其说西方人大肆倡导音乐的大胆创新，倒不如说他们更多地是举办了各类古典音乐的演奏比赛或者音乐会，来演奏肖邦﹑斯特劳斯等等大师们的作品，创新也只是体现在对作曲家人生和作品理解进行新表现，因为或许在西方人看来，那些大师们的作品，已经达到人类社会中，某一个个体的人生与感官的最高的发展阶段。老先生说的也很有道理，值得思考。

小狼对西方的音乐美学理论了解还很浅薄，只能简单谈谈这几天看书的心得体会，若有什么不对或者遗漏的地方，还望各位博友批评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