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西方的一句古语：“贫穷常常是历史纪念物最好的保护”，目光停留上这句话上，内心却跳出了另一句话：“发展往住是历史建筑最危险的破坏?”

　　四年前，西栅大街保护刚拉开序幕时的某天下午，我走进一个街后的人家。

　　备弄中昏暗无光，久远的霉味，让人感到时光的错位。踏上陡窄的木楼梯，木楼板早已蛀孔处处，高低不平的翘裂着。曾经在东栅修复老房时，一脚踩在腐朽的楼板上，整个人嗖地陷了下去，连忙用手撑住木地板边缘，还是受了伤。所以，以后到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中，每一步我都如履薄冰。

　　推开要拜访的户主房门，如霎间走进一个黑洞，一股更重的味道直冲鼻腔。尽管我经常也慰问一些贫困户、困难户，但还是为眼前所看到的景象所震惊。年老的屋主躺在床上，年纪也已不轻的儿子坐在旁边，用呆滞眼光打量着我。屋内几乎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小山般的各种破烂杂物到处随地堆放着，好似几十年来从未清理过。

　　事后，其它同志告诉我，这户老房是私房，户子与儿子身体一直不好，生活极其贫困，连过年都要社区干部送米送油，才勉强过个节。

　　这种赤贫户的状况虽然在西栅并不多，但大多数的居民都是年老独居的低收入者，与这户人家相似的共同点是：房屋的腐朽与损坏已到了极限，而户主的经济收入仅维持中低生活水准，根本无法依靠自我力量修复这些衰败的老建筑。

　　曾经有半年多时间，每天工程队要从老街中拉出几车从各类老房子和建筑内清理出来的垃圾，以致于老街背后百多亩土地整整被填高了一米多。

　　而那天我从弄堂内走出来时，弄口临街一户人家的显赫气派一下子撞击着刚才的凄凉心情：条形磁砖的外墙，上面是银色铝合金窗，在左邻右舍的颓败中，显得鹤立鸡群。那种强烈的反差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

　　这是老街保护前的真实状况。好多年前，我就把这种现状概括为“一片老房子，一片新房子，还有一片破房子”。

　　在古镇保护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我们的古镇保护究竟为谁而保?

　　有一种声音从浪漫的云端飘出。所有的保护是破坏，破落的自然才是最真实的美丽！老人、破屋、贫穷的生活，哪个地方与现代反差越大，哪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古镇。这样的声音每一句话都是一道理想的彩虹。

　　另一种声音从隆隆的推土机中轰出。不破不立，快破快立。当所有欧洲小镇或城市的名字借用完了以后，却发现祖宗的姓名已抹成了空白。此类声音苍白又找不到源头。

　　还有一种声音在严肃而崇高的神坛上喊出。历史街区是文物，必须严格按文物的标准修复，(不明白为何就是从未出台对古镇文物界定的标准)，强调修复的标准性，声称对任何历史街区的新建和后建部分，都是假古董。这样的声音充满了卫道的凛然。

　　在老房子修复的工地上呆了九年，呵骂声、责疑声、称赞声早己声声入耳又声声出耳。多年的思考反思，我认为古镇不但是古朴的，是穿越时间，历久弥新的，古镇不是一块供猎奇小资欣赏的“活化石”，也不是某些权威人土神圣化了静止的“死化石”，更不是少数无知官员眼中的“绊脚石”。江南古镇不应因为列入了“世界遗产的预备清单”，得到了历史文化名城的荣耀，就应当把整个镇变成一个过去历史的博物馆，让一切静止不变停留在过去。我们要做的，是以我们对历史建筑可逆性修复的谨慎，大胆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敢于探索，尊重历史，又侧重现实，举重若轻地把历史和当代生活结合起来。

　　好多年前，成都日报一个女记者采访我，问我怎么看待目前对本人在古镇保护和实践中一些做法的争论?

　　我答道，争论很正常，真理在争论中显现，但我对争论一般不回应。第一，因为我相信乌镇古镇保护的实践，历史总会有一个客观的评判；第二，不要在人做事的过程中，就指责做事后的结果。

　　鲁迅先生讲过： “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大先生还讲过：“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

　　江南古镇现存大多的建筑以及街区的形成时间，一般都在百年左右，今天所有的保护，只是一种弥补性的抢救，对面积巨大而又濒于消亡的民居，理智的现实做法，是大面积彻底地抢救性修复。这种修复，一如我们祖辈父辈时代家中房宅修复一般，沿用建房的老材料、老技术和老工匠，没有“文物”的神秘。今日的社会和人居发生了百年以来最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用“革新”的理念和方法，使修复了的老房子为今人、后人所用，这才是我们面临的新选择。

　　再过百年后，看今日古镇，为谁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