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整个小镇陷入了夜晚的寂静，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无声和黑暗中，是不是有一片叶子正在悄悄落下，不为人知。或者在这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叶子正在下落。只是并非每一片都落在我们的头顶，并非每一片我们会能将它拾起。今晚，我在与六安月亮岛相去甚远的地方，准备写下一篇名为《河畔诗歌中的植物意象》的文字，但临至动笔，我才察觉这种命名的冰冷和残酷，当关于月亮岛植物的记忆在脑中纷至沓来时，我分明感觉到一种时间和岁月潮水般地涌动，感觉到一种叫做情怀或者情结的东西，在我的笔尖颤栗。这些河畔诗歌中频繁现身、不曾倦怠的植物：“槐花、玉兰、银杏、苜蓿、梧桐…”不仅仅是以意象或要素的形式去构成河畔诗歌的文本本身，更是在时间中的洪流中，将流逝和存在连接起来，更是用河畔诗人们寄寓其上的浓烈的生命体验，吐露了80年代90年代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在成长和行走过程中的欢乐、困惑、痛苦、理想以及梦幻。

用植物为另一个身份正名

当中国社会走过理想主义的80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急剧地转型。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启蒙意识和社会激情受挫后走入内省状态。进入新世纪以后，“诗人”这一角色更加被边缘化，甚至沦落为“一种对人的讽刺和嘲笑”。而河畔诗人群体，作为新世纪头十年从大学校园走出的一批优秀青年诗人，这种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反差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尤为明显的表现。生活的热情、理想的幻灭、现实的卑微、思想的崇高，这一切都在他们内心交织纠缠。无可否认，在当今的高校和社会中，诗人被当成了“异类”或者“少数人”，甚至一些诗人自己也标榜诗歌“永远是少数人的事”或“天才们的事”，但不管是否如此，这种情况的确给诗人们带来了现实的困境。而首先作为一个现实的和社会的人，我们必须做好血缘和社会关系给我们定义的身份，我们是子女、丈夫、妻子、父母、朋友、同学抑或其他种种。但这种身份是开放的，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诗人，作为更具理想精神和创造精神的一类人，必须为自己寻找到一种与众不同的私密属性，一种非现实的话语空间。孙苜蓿说：“喜爱植物的人，从根本上是厌恶人群的人”，河畔诗人们的“植物情结”，是对这种寻找的一次美好的诠释。而这种诠释，从一开始便暴露无疑，河畔诗社的几个主要创始人，木槿（陈巨飞）、木贼（白荣森）、叶落不扫（熊德志）、枫非子（刘义民），以及稍后的孙苜蓿（孙婷）、抹园（姚庆林），苏紫葵（丁小鹿、原名姬再明）似乎每个人都与植物脱不了干系，甚至我自己在09年初入河畔时也用了小木头的笔名，这绝非偶然，而是一种默契，是相似的生存环境和生命体验赋予的一种对世界的知觉方式。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作为人群中写诗的少数，河畔无疑是“一个小圈子”，正如“河畔”二字本身所表露的含义一样：“滔滔者之边缘”。但这种“小”并非贬义，并非固步自封和与世隔绝、耽于梦幻。相反，河畔人一直主张走出去，只有远行，才能获得内心焦虑的消解。抹园曾给“河畔人”下过定义，一是要对河畔充满感情，二是他写诗（当然这包括陈巨飞所说的“笔下有诗”和“心中有诗”）。这两个条件，无形中使河畔的存在状态和植物的品性不谋而合：内在的血脉相连。植物只有根植于丝润的土壤之中，通过经脉对养分、空气的传导，才能枝繁叶茂。而河畔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彼此情感默契的基础上，对河畔诗歌传统加以继承。这种继承，并非写作风格上的，而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即陈巨飞所说的河畔人所具有的人格特征：内敛、自省和纯粹。

抹园曾在一篇随笔里（《槐花》《河畔》第六期）写道：“感觉校园里的植物都是我们河畔的，只为我们河畔或开或落。”就像麦地之于海子，纷纷而下的槐花，有了某种“私有性”，成了抹园青春记忆里的一个美好注脚。而槐花特有的植物属性，又与抹园的性格、诗歌相互映照。抹园是个相当豪气的人，就像槐花的下落，不拖泥带水，一夜风气，簌簌就落下一片。但豪气的外表下，是一颗细腻、敏感和颤栗的内心，他的诗歌善于从生活细节入手，质地干净（如《惘事记》一组诗），这又像槐花花瓣的光洁和瓷实。仿佛是做一种象征和隐喻，河畔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所钟情的植物。这些植物和他们本身构成某种互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孙苜蓿的《孙苜蓿》一诗，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作：“很多人念不好它的名字/在乡下/它只是众多的牛羊的粮食之一/很多人不认识它开出的紫色小花…”“很多人不赞同它开花的方式/太泛滥了太低贱了/不择路途不值一提”(《河畔》第五期)，低贱的苜蓿，或者崇高的苜蓿，本身便无可分辨，本身便无需分辨。就像生命之于人类，三六九等，卑微崇高，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观念中才有其存在的价值，而生命本身是平等的。诗人也并不比普通人崇高或者卑贱，诗人无需以“天才”或者“异秉”自居，诗人首先因其是普通人，然后才能成为诗人，如若没有了普通人的人情冷暖、爱恨离别，诗人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和构成。但如何做到普通却不平庸，温厚却不世故，孙苜蓿也许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像苜蓿花一样，坚守自己的属性和品质，在平凡的生活中追求一种不平凡的热烈。而植物到了陈巨飞的笔下，一种时代的宏大和个人的深刻被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这集中体现在他的长诗《落叶赋》（《河畔》第五期）中，陈巨飞拥有很好的古诗词修养，在这首洋溢着古典和象征意味的“写在落叶上的诗篇”中，他把眼前的无限江山化解成纷乱的落叶，“那些年代是一堆落叶”，“我见过那些砍不完老不死的乡村古树，／我是其中的一片落叶”，将内心的矛盾附着在甚至连初春也在飘落的落叶上，“天气一天不如一天，初春也飘零着落叶”，落叶放弃了生命的绿意，才能抵达燃烧的温暖，“落叶”这一意象，是陈巨飞在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的双重背景下，最真实的生命体验。《落叶赋》中坚韧的诗句，体现了诗人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和耀眼的理想主义光芒。

这种对“植物”的眷恋或者说迷恋，一直在河畔发展的血脉中传承，在有意和无意间，被接纳、溶解，然后展现在每个人的诗歌和人格品质中，如简翦翦给自己标注的标签中，便包括“植物”“臆想”等词汇。她的诗歌语言纯熟，植物在她的笔下，呈现一种古典水墨的色彩，有了湿润、写意的特质。90后一代中，何伟诗歌中的植物意象朴实、充满生活的质地，与他善良，沉静的性格暗暗契合。丁小鹿性格细腻，轻盈又带有一丝悲凉，在她诗歌中出现的植物，则自然带有一点超然世间的玲珑剔透和寡淡。吴静和孙效增这两位小师弟和小师妹，也通过《我的季节里有槐花香》（《河畔》第8期）等一系列诗歌，在“河畔的植物园”里寻找自己的诗歌方向。

一种可能的返乡途径

河畔的诗人，多从安徽的乡村和乡镇中成长起来。乡村的记忆和经验是他们诗歌创作的重要方面。长大成人后的远离乡村，使他们获得了一种现实的“远离”的焦虑，这种对乡村和土地的眷恋，犹如婴儿渴望回到母亲的怀抱，热切而真诚。而不管是匡冲之于陈巨飞、山七镇之于孙苜蓿、金寨乡村之于王太贵（小小唐）或是二塘冲之于张落，乡村和城市的一个很大区别，便在于植物。正如孙苜蓿的《孙苜蓿》（《河畔》第5期）一诗中所写，在乡下/它只是众多的牛羊口中的粮食之一”，“太泛滥了，太卑贱了…”植物在乡间，呈现出一种密集甚至是“泛滥”的状态，乡村中有稻田、卖地，有槐花、苜蓿和苦楝。它们在毫无节制的生长中，体现出生命的自由和欣欣向荣。而城市中的植物，更多的时候，遭受着人类理性的挟制，它们在到路边规矩地立成一排，端庄而肃穆，失去了自然的趣味，即便是在公园里，看似自由的生长也不过是受过编排的一场骗局。人类似乎与生命的自由生长和内蕴的野性越来越远了，似乎都成了一个个循规蹈矩的“空心人”，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变得越来越丧失锋芒，索然无味。这时，河畔诗歌中的植物便有了具体的指向，这些植物，是诗人们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和家乡的眷恋，是对过往人事的缅怀，是对日渐衰落的农业文明的一曲挽歌。这些纷繁的植物，仿佛化身成了一张张的车票，让我们乘上时间的火车返回家乡成为一种可能，让人类重归“伊甸园”成为一种可能。但诗歌和植物真的有这样大的力量吗？没有。当我们从现实的梦中惊醒，听到后工业时代的机器依旧在轰鸣，听到人类为了金钱和利益彻夜的嘶吼和喧嚣。那些诗歌中出现的植物图景成为一种梦幻，但也正因为这样一种梦幻，才显得温馨而美好。

河畔80一代的诗人中，王太贵的《拾院偶得》（《河畔》第8期），诗人虽自言是偶得，但这种偶然中却包含着某种必然。“只有院子中落下的树叶，是我死去多年的亲人/我打扫的干干静静/不一会儿/又悄悄落下几片”作为一个初为人父的男人，王太贵对生命的存在和流逝，对人的生老病死有着更加深刻的体验。正是由于这种深刻，打扫庭院时无意落下的几片树叶，勾起了诗人的感怀：仿佛不曾送走一个人/他们时刻惦记着/在人间的亲人”。最后诗人更是将这种个人的生命体验推及到整个人类和世界的高度：“而落在山谷、道路上的落叶/却是大千世界中陌生人的死去/我们无需打扫/自然就被风吹走”，充满了对生命的悲悯，平静的诗句，带着一丝怅然。

而到了陈巨飞的笔下，这些植物更具有了象征意味和时代感。这尤其体现在他的几首新作，如《清晨颂》《树》（《河畔》第8期）等中。“一个瞎子挑着一篮韭菜走进菜市场，/一个哑巴在讨价还价。”“在蔬菜进城的路上，我遇见一截蕹菜、一粒豌豆，/一颗遗落的花生/

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胜过一切空谈。（《清晨颂》）“后院有好几棵树。你能告诉我，/昨晚就义的，是哪一棵？”“我在楝树上，吃一个人的苦果。/我在玉兰树下，/淋一生的雨水。/我在花椒树旁迷失方向，我在尘土飞扬的/道路边，活成一棵刺槐”。在这里，植物或者“树”变成了诗人面对生活的方式，或者是一种处世的姿态。

90后一代中，何伟的《棉花》一诗，在简单的日常场景中，将一位母亲的任劳任怨，对儿女的神情娓娓道来，棉花这一意向，指向了由血缘关系所构建的和主导的家庭伦理。“穿着白色小褂在棉地/摘下每一朵开出雪白的棉花/添被添衣”（《棉花》河畔诗报第10期）亲情的伟大和浓烈不在于它有多轰轰烈烈，而在于它能承受日常的琐碎，母亲在为儿女的辛劳中获得快乐和满足，儿女也在一片洁白的棉花中，感受到母亲无声的爱。

丁小鹿的诗中，植物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点缀。无论是《《杰奎琳·杜普雷》中“我不曾挪动你种下的树/永不会开花的树”（《河畔》第8期）,或是《街头大提琴》：“整个下午的绝望，除了日头/偏西，梧桐树没有变化”（同上），它们只是在视野中一闪而过，并不停留。而当再次读到它们时，仿佛是似曾相识，又似并未谋面。丁小鹿所要抵达的故乡便是自己敏感、细腻的内心。她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触感构建起自己的植物话语体系，虽然不纷繁叶茂、旖旎多姿，却为自己的诗歌增添了与众不同的特质。

我自己也写过很多的有关植物的诗歌，这些植物，在裸露的大地上和我的内心疯狂生长，不仅指向一种空间上的“返乡”，更是一种时间上的“回归”，《油菜花》（河畔诗报第9期）是童年孩子间单纯友谊的见证，《两片叶子》是怀想年少爱情时的一种怅然。过往的人事犹如春天的花瓣和秋天的落叶，在季节中不断轮回，让我们成长和成熟。

我们还来不及相爱，就要相忘于江湖

河畔诗歌中出现得最频繁、最多的无疑是月亮岛上的那些植物。作为河畔诗人生活四年和诗歌起步的地方，月亮岛永远是他们内心最柔软的一个角落。青春的意气风发已在时间洪流的冲刷中消失无踪，那些曾在很多个夜晚一起写诗、读诗的兄弟姐妹亦各自四散天涯。陈巨飞说“即便写出再伟大的诗篇，也找不回一丝青春的激情。”或许对于这个一手创建河畔诗社的30岁男人来说，他已经深刻感受到了岁月的无情和残酷。他在河畔第6期里写道：“这仿佛一场战争，到最后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同志全部阵亡，敌人全部死光。”在很多个夜晚，他从月亮岛外赶来，和河畔的新人们相聚。我们一起说起那些故事，如“怀抱西瓜刀剃光头的少年”“酒后嚎嚎大哭的少年”“老刘诗歌中的佩兰”，只是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早已青春不再，他们在四川、北京、合肥和遥远的南方。只有他们笔下的植物依然在现实的桃花岛上和过往的桃花岛上疯狂生长，枝繁叶茂。

河畔人对植物的眷恋，似乎更多的是对时光的缅怀，是对过往的追忆和循迹。陈巨飞在看到河畔的诸多师妹师弟的时候，曾不止一次的慨叹，年轻真好。也曾在烟雨蒙蒙的夜晚，独自回到月亮岛边，面对冰凉的淠河，片刻的恍惚。

抹园的槐花，依然伫立在8号楼旁，飘荡着白花。那些银杏依然会在深秋落下金黄而又悲伤的叶子，只是再没有一个如刘义民一般醉酒的男人，从此处走过。再没有人为它们的一次下落写下一首诗歌。

从前的故事已经发生，还有更多的故事正在发生。曾经的恋人已经远去，还有更多的人正在相爱。很多个青春已经消散，更多的青春正在燃烧。曾经的植物却并未老去，他们依然茁壮繁茂，见证着河畔人走过的道路和正在走的道路。

当耿玉婷跳入逸夫楼前的水池，似乎多年前的陈巨飞又回来了。我写下过这样的诗句：“这个春天寒冷又暗藏杀机/在我们来时的路上/广玉兰花瓣浮尸遍野/想剃光头的耿玉婷/你想杀人也正在被杀”（《给耿玉婷的句子》）

当我、何伟和我们小妹妹吴静在大风的夜晚一起归来过云路桥，何伟说“我的瘦弟弟/你瘦弱/还不如一把韭菜。”（《给我的瘦弟弟》）

某些时候，我们似乎真的如孙苜蓿诗中的小朵迎春花一般，被轻易地剪开。率真和坦诚，裸开内心去面对这个世界、时代和我们最平凡的生活。

可也许真的没有谁能在河畔留下什么，除了一两行分行的文字。但这些文字，必定会在历史的烟沙和时间的长河中纷繁闪耀、熠熠生辉。

2012.2.8于小镇三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