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灾难与人性光芒

文 / 和静钧

人们把重建视为规划师笔下的图纸，以规划师的感知为基准，悬空了重建所关怀的人文精粹。

人文主义思想虽然冲破了中世纪的枷锁，但进入东方却也不过百来年的事。为了让人们进一步领会到人文主义的手法，语言学家们千方百计想出了对应的词，诸如“以人为本”这般通俗易记的词汇。然而，至少现在看来，再通俗的语言，也不能保证全面的理会。

真正的重建，应是充满着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的生活历程，应是人类全面进步的一股向上力量，它绝不是制造新一轮“人道灾难”的催化剂，更不是紧急救灾的简单延续。重建必须始于散发着人文主义光芒的科学立法。

之所以说“科学立法”，是因为我们并不缺法律，缺的是科学的法律。我们大费周章修订新的减灾法，却只有9章93条，而同样的法律在国外，动辄就是数百条数百页，还有若干附表，形成有配套相融合的法律体系。新修订的减灾法跟旧法一样，配套法规和技术标准及法律责任等核心内容的缺位，留给科学素养不足的地方机构，使它丧失一部法律应有的可操作性和可诉性。

假如我们的重建也躺在这样的立法环境下，多年之后的效果会如何，让人一点也乐观不起来。科学立法讲究时效性，讲究实际需要的急迫度与立法速度的相称性。对一部亟待出台的法律，却还在打着“科学立法”的幌子，慢腾腾地搞研究，或拖了很久也出台不了，默认“无法可依”现状，决不是科学立法的态度。

科学重建，应从实际出发，只要确有必要，就把这方面的立法拉升到国家一级立法层次、统一标准、统一问责制度、统一实施，而且应尽快投入实施。世纪交替之际，美国公司纷纷曝出财务丑闻，美国政府几乎在一两周时间之内推出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反财务欺诈法）”，极大震慑了不法分子，从而改善了美国公共公司的国际形象。所以，不讲究时效的重建不能承认为是真正的重建。

以拆迁中屡发“民以死抗争”导致官民冲突为例，如果此次修法，只是满足于枝枝叶叶的修剪，而不彻底挖出“以民为壑”的因素，那么，重建后的拆迁法一样不能把人文主义的温暖普照人们。

又以汶川大地震灾后心理危机为例，重建的对象是在人而非物。唐山、日本等大地震的震后经验证明，灾后重建是一个复杂工程，灾后心理干预更是灾后重建最艰难最漫长的内容。只有人的快乐幸福，那才是最为成功的灾后重建，而因为使灾民重返快乐幸福的生活，并提高了生活质量和自我满意度，这样的重建才是科学的和有意义的。

生活中到处面临着重建。今天，拆迁条例的重建，希望是一次人本主义的浴火重生，而自然灾难后的重建，则希望是减灾制度逻辑正常化的一次科学反省。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国际政治文化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