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的感激

 李春平

 本文发表于《陕西日报》2010年3月19日《秦岭副刊》

写作者与传媒之间可能有一种天然的渊源与默契，只要你喜欢上了写作，就自然会关注传媒的动向，就象觅食者要关注餐馆一样顺理成章。如果不关注传媒，那就不是真正的喜欢文学。写作者的成长，一般都离不开传媒。特别是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五四之后的所有作家都与传媒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既是作家，又是编辑，还是报刊的创办者。更多的作家最初都是从报刊为阵地发表作品，逐渐为世人所知。从某种意义上讲，传媒对作家具有哺乳和推助功能。

《陕西日报》作为本省最大的纸介传媒，在陕西文学事业的发展上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从杜程鹏、柳青，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再到我们这一代作家，《陕西日报》都倾注了很多心血。建国六十年的陕西文学史，不光是作家写的，也不光是评论家写的，还有《陕西日报》——它以其对文学事业的执着与忠诚直接参与了陕西文学史的构建。

我对文学的爱好大约从高中开始。全班喜欢语文的同学很多，但热爱文学的只有我一个。我常常冒着被老师发现和被同学们揭露的危险偷看各种小说。这是一件孤独的而又冒险的事情。恰恰就是这种充满惊险的偷看，刺激了我的写作欲望，我从高一开始就学着写长篇了。当我的长篇写到10多万字时，被同学们发现了，告诉了班主任。班主任便在班上不点名地批评了我。至今回想那个场景时，依然历历在目，甚是害羞，甚是脸红的。当老师说到“有的同学不知天高地厚写小说”时，同学们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我，都知道我做了这件丢人现眼且胆大包天的事情。他们却不知道，一个天真少年的人生理想象阴谋一样被揭穿之后，该有多么糟糕，多么可怕。于是焚稿断痴情，把我正在写作的长篇烧毁了。我不知道文学的魅力怎么那样强大而诱人，半年之后，我的写作冲动卷土重来，虽不再碰长篇，却开始了各种短文的写作，并学着向外面投稿了。那时，我就对《陕西日报》非常仰慕，常常阅读它的文艺副刊，最强烈的感觉是可望而不可即。心想这辈子能经常在地县文化馆办的文艺杂志发表小说就是很光荣的事了。

作家都是伴随着文学野心成长起来的。到了1983年，我就开始在外省市的文学杂志上公开发表小说了，自信心受到鼓舞，更大的写作欲望也膨胀开来。但我从没有本省刊物发表过，便不时向陕西日报投稿。后来我到省作协帮忙，在《延河》杂志社看小说，到《陕西日报》社去了，看着报社的那幢并不起眼的大楼，心中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记得我专门去拜访了文艺部，见到了文艺部主任田先生，他看了我的文章，说不是我的文章不好，而是内容不适合在他们报上发表，让我改投其他报刊。那时我已经有了编辑工作的体验，每家报刊各有各的要求，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用我的稿子。

第一次在陕西发表文章是在陕西日报主办的《星期天》上，我从西安买了一本旧书《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了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发生在宫廷的各种轶闻旧事，是文言文写的，我自信古文功底尚可，就把书中一些好看的故事翻译成了白话文寄给《星期天》，他们分期在该报进行了连载。那好象是在1987年吧，那时我刚刚26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不知疲倦的写作，常常表现出令人血脉贲张的痴狂。

记得在2002年左右，那时我正以文学的名义闯荡上海，有了400多万字的作品。我每次到上海图书馆看书，首先就会看《陕西日报》，我要寻找的是家乡的亲切感，以及家乡的发展状况。我发现，我的名字间或出现在《陕西日报》，总会有人在他们的文章里提到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被遗忘的游子。之后便与陕西日报的编辑有了通信联系。2005年底我回到安康学院任教后，大约在2007年，《陕西日报》就开始发表我的专访，介绍我的创作情况。作为陕西的高端传媒，这份厚爱有加的支持与鼓励让我一直感怀在心，他们让陕西的读者知道了我，了解了我。《陕西日报》也经常向我约稿。尽管我不擅长写短文，但对他们的约稿每次都有求必应。这已经成了一种报答的方式。这份报答是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会永远记得，一个传媒对一个作家的文学人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会超出我们惯常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