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年饭，最中国

李春平

小序：除夕前夜，与朋友通话，夜不能寐，遥想过往岁月，起，遂作此文。时在牛年腊月29日凌晨。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吃饭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核心问题。在历代作家中，都有关于饥饿的残酷描绘，如“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等，饿死成为古代中国人最常见的一种死法。我们不仅能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看出饥馑的严峻和名节的重要，也能从“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语中，窥视出思想家管子在辅佐齐桓公成为第一霸主时的治国理念，更深入地理解他的忧思与无奈。管仲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更清楚要巩固皇权，治理国家，首先要赢得人民的拥护。而吃饱肚子则是百姓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百姓肚子吃饱了，自然就会拥护皇帝了。谁说中华民族怎样怎样都有道理，可我要说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从饥饿中成长起来的民族。骨架很庞大，但因身体一直缺少营养而显得瘦弱。

据此，依我的理解，春节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团年饭第一要务是吃。我们似乎不需要探究春节本身具有的民俗特征以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几乎就能肯定地判断出团年饭的出现与饥饿是有关系的。这是一年到头百姓通过节日对自己的补偿与慰藉，补偿与慰藉才是唯一的目的，节日只是一个借口和表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恶补”。其他附带的仪式，如扫墓，祭祖，拜谒，守岁，都是春节的附属品，是衍生物，它们的出现会让春节的内容更丰满一些，更隆重一些罢了。

中国是人口大国。这块土地能养活多少人，历来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最早担心中国人口过多应该是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子，当时中国人口两千万左右。他曾指出：人有五子，子又有五子；则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结果是“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清代，乾隆皇帝看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人口统计册，发现人口激增，近4亿，不无忧虑地说：“（土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现在，皇帝的担心成了现代人口学家思考的问题，也成了一个国际话题。我们无法知道那时的过年景象，但可以想像，团年饭也许就是一个大主题。

即使在解放后，饥饿的问题也是一直是困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这些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女子嫁人就要嫁出吃饱肚子的人家，一块馒头能哄一个女人的事并不希奇。“我能让你一辈子不挨饿”，是那时男人对女人最豪迈的海誓山盟！而“不让子女挨饿”，也成了父母对子女最大的承诺和终极目标。

那些时候每过春节，小孩首先想的是穿上新衣服，吃上好东西。什么是好东西？就是大鱼大肉之类。山村里的各家各户都在那天准备了足够让全家老小吃饱喝足的食物。山野人的手艺，做工很粗糙，谈不上色香味，但对他们来讲，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餐。一年难得这么一次奢侈，难得这么一次大快朵颐，人人都能吃出一副气吞山河的样子来。因为贪得无厌，饮食过饱，吃得第二天拉肚子的，不在少数。我自己也有过这种体会，吃得拉肚子了。我们那里的方言叫“吃多了”。尽管吃出了毛病，但大家不会因为吃多了而厌食，长年的饥荒使他们即使“吃多了”也觉得是很值得的一件事。肚子不拉了，照样猛吃海喝。我至今也不明白，饥饿的身体为什么会如此钟情于那些最最普通的人类食物？

那时候我们家还算是“干部家庭”，父亲是公社书记。没有饿过多少肚子，但也绝对吃不好。平时和其他农村没有什么两样，过年也是。也有不如我们的人家。我们过年吃饭时，别人就来闲聊。有时我们正在吃饭时，会突然来人，站在门口看着我们吃饭，我们那里的方言管这种情形叫“望嘴”。我们吃着，“望嘴”的人看得直流口水，我妈就会端一碗饭给他吃。也有团年饭吃不饱的人，在自家吃过后，就来到我家“守岁”，守到半夜，肚子饿了，就在我家吃剩饭。有的一直坐到第二天早晨，吃过大年初一的早饭再走，现在叫“蹭饭”。所以，我小时候，我妈教我做人，首先就是让我“莫望嘴”，不要到别人家门口去看人家吃饭。

现在过年好了，没有“望嘴”的人了，也没有“蹭饭”的人了，想人家这样也没有。家家都有吃的，谁有空跑你家门前看你吃饭！如今丰衣足食的岁月，团年饭依然把“吃”放在首位的，其次才是玩乐。新时代的团年饭，更多的打上了喜庆的色彩，可能与饥饿没有任何关系了，也不再具有自我补偿的意义，但对过往的民族历史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纪念。因为它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