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都市报》2021年2月2日

湖北文学中生代七零后领军人物系列

戎钰 张好好（忽兰）

1、据说您第一次被文学的力量撼动，是少年时在厨房的炉火旁读了《收获》里的长篇小说。是那个瞬间种下了写作的种子吗？

答：写作的第一颗种子是母亲为我种下的。小学二年级老师布置作文题目，写一写布尔津大桥。母亲在厨房一边擀面条一边引导我，她说大桥旁的森林是最美的，深秋时的落叶黄黄的厚厚的，谁都想上去打个大大的滚。

七岁的我坐在厨房角落木墩子上笑了。文学带给我的是会心的微笑，今天我才总结出。

母亲在故乡重庆是读完了初中的优秀毕业生，她热爱阅读，从前我乌鲁木齐家里的藏书她几乎全部读完。母亲做了一辈子裁缝，但她的气质里更多的是书卷知性美。我受母亲的影响很多，包括敏感，伤感。

我十二岁吧，一本旧旧的卷着边的文学杂志流转到了我家，是布尔津某户人家从邮局订的，母亲去串门看见了就借来读。我在厨房里烧柴蒸馒头，馒头下锅后，布尔津的黄昏升起来，我在微红的白炽灯下就着炉火看这本大约是《收获》的杂志，我读到两个长篇，一个是台湾乡村往事，一个是麋鹿家族被人类戕害的传记。前一个小说令我迷醉，后一个小说令我伤心到痛哭流涕。馒头出锅了，那个布尔津我少年初期的夜晚它平平常常，却不知我的一生已经有了方向。

2、您26岁开始正式创作，那时您好像是一名会计，周遭并没有太浓郁的文学氛围。为什么能坚持写下去，旁人会不会觉得您这份爱好太理想主义、不切实际？

答：人生中的小委屈不必记在心间，但这些委屈教会我永远不要嘲笑和踩踏任何一个他者，要肃然，去理解，这是起码的教养。

二十年前，我身为一名会计，却总是在单位来回班车上捧一本文学书读，确实被嘲笑了，有人说：她搞得跟真的一样。

是的，这些话语像粗大的长刺扎进我心。但是那些年于我是欣慰的，正是在每天往返的单位班车上，二十五六岁的我读了北京阿城的《棋王》、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杜拉斯的《情人》，梭罗的《瓦尔登湖》、东北王阿成的《年关六赋》、萧红的《呼兰河传》、张爱玲的中短篇小说全集、鲁迅的《朝花夕拾》、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我最初的创作是短散文，有三篇发表在新疆日报。有人说：这些文章是模仿来的或是抄来的吧。

也就是说，如果我对文学的热爱不是百分百炽烈，我早已在俗世的磕绊中打道回府，继续做那个我不想成为的自己。

既然热爱文学，那么我就得改行，去做文字工作。职业生存兴趣这三条线能够吻合在一起，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它意味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路会越走越远。

我大约是早慧者，我善于设计我的人生。我从财务室调动工作去了杂志社，考取了出版中级资格证书，并开启了小说散文诗歌都创作的路子。

今天这么说起来真是一笔就能带过的往事，其实这二十年里有十年是极其艰难的，人生的困局我究竟就能打开吗？我想要的在属于自己的屋子里心静如水是何其奢侈啊。

是什么让我始终紧随着文学的梦想前行？是心魂里一个乐观的声音，它有银铃般的笑声，它说，别怕，只管往前走，每一天都是新的，你坚信怎样的命运，你就拥有怎样的命运。

人生和文学一样，充满哲性，亦有玄学。

3、2006年，您第一次参加上海文学征文新人奖，拿到了800元奖金。这份肯定对于当时的您，是足够及时的鼓励吗？

答：是的，非常及时，非常重要。2004年我离开乌鲁木齐原单位去了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一名聘用编辑。工资菲薄，仅够租一间地下室。这就是传说中北漂的处境。

我的女儿来看望我，回去后给她的奶奶描述，屋子很小很黑，窗子的一半在地下。

我该用什么来安慰他们，让他们相信我。而我没有任何，我两手空空，无从抚慰。

这个突然降下的文学奖，我骑在自行车上，疾驶在朝内大街，几乎哈哈大笑。我给女儿的奶奶打电话，颇有豪迈气概：奖金全部寄回家里。

那些年母亲常抬起忧愁的眼睛问我，写作就一定不做会计？写作就一定要去北京？

我回答不了。沉默的我在他们的眼里不仅是一个糊涂者，更是一个悲剧人物。

幸好，这些都永远是昨天了。

4、在您看来，写作是一种技能还是一种天赋？您的那些文字是自由生长出来的，还是需要专业的训练？

答：我相信唯有勤奋走向结果，我更相信天分之于创造的神来力量。

一个写作者，字里行间充盈（他）她独特的气息，这气息里有性格，命运，魅力，格调，质地，品德，修为……

还有悟性和灵性，这两者就是天赋。

写作者需要具有独特性，这是标识，因此具有新鲜感，文字鲜活就是这个意思。

一位庸常甚至庸俗的写作者，语言和思想人云亦云并老套，是断然无魅力的。

有了天分和热爱，还需勤奋阅读思索，下笔去写。

光写还不行，行万里路去，到旷大的人生里，尝尽风霜雨雪风和日丽。

我的文字是从我的心里流淌出来的，所以它们是自然生长的。我每时每刻都努力和真善美站在一起，它们教化着我的心灵和文字。

世代流传的经典作品会启发、规范、匡正我们，但文学一定不是想教就教出来、想学就学来的，它确然是与天赋有关的庄重的事业。

5、有评论家说从您的作品中，感受到了作家和其身后地域与文化的关联。您从小在新疆布尔津生活，您认为这块土地给您的写作带来的最大滋养体现在什么地方？

答：安徽文艺出版社今年出版我的新诗集，书名是著名作家千夫长先生取的，《西北记》。

今天我在中国的地理中心武汉工作和生活，而我的身后是大西北，它是我的来路，我的背景，我的心灵倚靠。千夫长先生把握住了这一点。

写作二十年，辗转过多个城市，北京、深圳、上海、重庆、武汉。但我的诗歌主题永远是西北的蓝河大风森林草原，我的小说主题则永远是心灵之澜。《长江丛刊》副主编郑因老师非常博爱，她认可了我的写作，她说你用唯美的语言和充盈的情绪，同样能够搭建一座小说的美丽房子。

诗集定稿的时候，删去十几首，是我心里不能永久留存的，于是摈弃。它们的主题恰恰非西北风物。都市霓虹映照的心语，我终究是不信赖的。

我的出生地布尔津，我在那里切切实实生长了十五年，初中毕业考取新疆交通学校财会专业离开，就再也没能细细品咂布尔津的朝夕之曼妙了。但是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是每一道刻在我心上的金光，我在2020年完成的长篇小说《草原之子》里再现了它们：牛粪的青烟、飞过大河的小黑鸟、旋转在天宇深涡里的鹰、顶向苍穹的紫色苜蓿花、轰隆的巨雷和暴雨……

这本书也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责编张妍妍老师对我的为人和为文非常信任，她几乎是在全盘接纳我，用很静默而包容的方式，这令我深深感动。也许我曾经历过太多磨折，现在一切都好了，反而惴惴，在我遇见的每一个善美之人面前。

6、您现在定居武汉，这里的生活、经历、水土，又给您的创作提供了什么样的养分？

答：我2013年夏天登陆武汉，正北是北京，正西是重庆，正东是上海，正南是广州。我在北京和重庆有属于自己的小屋子，我的女儿在上海读大学，我的家人在广东，于是我常年以武汉为原点，向东西南北出发，武汉令我的人生充满兴味。

到今天，我已经迎来了在武汉生活的第九个年份。有一天我对醒龙先生说，我已经在武汉待了整八年了。醒龙先生说，仿佛没有来多久啊，怎么这样快。

我对武汉的感情：武汉养护了我、这八九年是我的黄金时代。

我曾对我的挚友、著名诗人田禾先生说，萧红短暂的一生只想要一张安宁的桌子写字，她想要的黄金时代最终没有等来，而我却拥有了，我爱武汉。

我并不是自比萧红。我对萧红是爱惜，怜爱，热爱。我愿天下受了委屈的人都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我深感惭愧，当武汉张开怀抱拥抱我，接纳我，养护我。因为我知道自己只是一名勤奋的写作者。而勤奋的写作者天下何攘攘。

我从前是醒龙先生的一名普通作者，先生从2009年开始刊发我的诗歌、散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有一年先生手下的编辑找我约稿，那时我依然在北京飘零，虽然已在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担任国内纯文学中心主任，生活境况是窘迫的。编辑名叫哨兵，是今天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兄长，他对我说，醒龙先生说你现在最难，我们要多帮助你。

我就想，并没有哪一个期刊就一定有义务对生活不如意的作者伸出援助之手。

这样想的时候我总会泪眼婆娑。

武汉于我有着深深的恩情。醒龙先生宽容看待我的为人和为文。他曾说我的写作太善于碎片化。这是中性的评价，不褒扬也不贬低。我记在心里，努力做一个有驾驭能力的写作者。

2018年，接到醒龙先生布置给我的写作任务，为世界羽毛球皇后韩爱萍写一本传记。那时韩爱萍已是肺癌晚期，在世之日不多了。在她的病痛中，在我的每一日坚持中，我用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采访任务，并成书。这本书得到了醒龙先生、韩爱萍老师、李玲蔚老师的一致肯定。重要的是，武汉的女儿韩爱萍的精神品格深深影响了我。我开始认真思索什么才叫一个大写的人。

武汉是一座质朴务实的城市，这座巨大的平原上有伟大的母亲河长江，有许许多多勤劳达观的劳动者，您问我武汉的水土提供给我怎样的养分，我想那就是质朴务实吧。

在武汉我收获了亲情般的友谊，是这份友爱让我对武汉有深深的眷念。她的名字叫王倩茜，是一位八五后小说家，武汉大学硕士，作品发表于《小说界》、《芳草》、《天津文学》、《飞天》等刊，有长篇散文家乡书即将问世。我是一名不入世者，未免孤僻，而她无私给予我九年来几乎每一天的问候和温暖。

7、您写散文，写小说，写诗的同时也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您认为截至目前，在您的作品表中，最重要、最特殊的一部作品是什么？为什么？

答：长篇小说《布尔津光谱》是在2013年完成，2014年发表并出版的。到了2015年，我正在写作第二个长篇《禾木》的时候，我的家兄给我打来电话，他郑重对我说，你要慢慢写，腾出时间回到三五千年前古人说的话语里去。

上古时候人们怎样说话？这个问题令我充满兴趣。兴趣确实是最好的老师，作为一个没有受过文学专业教育的人，我得自己去探索。我顺利进入了城堡，并在里面沉落了。沉落的意思就是陶醉了。我自己热爱真善美，如果遇见了真善美就总是能够迅速融洽在一起。

于是有了散文集《为了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它从古代的隐士许由写起，从人类流传下来的第一首诗：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讲起。一直讲到清代。这本书也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到今天我最喜欢的我的作品是蓝河三部曲——三部长篇小说《布尔津光谱》、《禾木》、《草原之子·嘉兰嘉兰》。光谱发表于《人民文学》、《长篇小说选刊》转载、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禾木发表于《中国作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草原之子分解为若干个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分别发表于几家文学期刊，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诗集《西北记》也是我最钟爱的，它是我近十年的诗歌集粹，曾发表于人民文学、路灯（英文版）、中国作家、作家、上海文学、上海诗人、北京文学、钟山、芳草、诗刊、解放军文艺、扬子江诗刊、山花、大家、青年文学、西部、长江丛刊、边疆文学、伊犁河、红豆、雨花、滇池、文学港、中国诗歌、中西诗歌、中国诗人、汉诗、诗歌月刊、星星诗刊等刊。有诗歌被《诗选刊》转载，入选中国作协创研部年选、花城年选、太阳鸟年选、中国诗歌年选，

这些书，加上一本中短篇小说集《谁看见了我的梳子》，一共六本，安徽文艺出版社作为我的文集一并于今明两年内出版，署名忽兰。

8、什么样的小说销量高，什么样的作家容易火，其实有一定规律可循。近20年的写作生涯中，您是如何保持初心，不被市场绑架？

答：我在出版社做编辑的时候，我的领导陈建军女士（著名出版人，华章同人创始人）常提醒我，不要用自己的审美标准判断一部书稿是否可用，而是用市场的眼光去看。

我就想市场的眼光究竟是什么？

好看是第一要义。好玩、新鲜的信息量大、高度契合时下心理需求和社会现象。

也就是说，一本畅销书必须服务读者的需求。读者是买家，是消费者。

经典书同样也会有风靡效应。比如十年前的《追风筝的人》。

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生活中我不迎合任何人，写作中我不考虑读者。至于我是否是经典性写作者，这个要交给历史和未来。

我不会为了活着或者活得更好而去追求做一名畅销书作家。我用编辑的职业养活自己，我用写作记录人生、疗愈善感的心灵。我感到满足。

9、您这十几年一直有在照顾流浪小动物，《我有一只猫，足以慰风尘》也算是您一部比较另类的作品，为什么想到要给猫猫们写一本书？

答：少年时代读麋鹿被人类戕害的长篇小说痛哭流涕几个夜晚，就注定了我这一生要做救护流浪弱小动物的人。

《我有一只猫，足以慰风尘》这本书不是为猫猫写的。其实我的每一个作品都是为我的心灵书写的，即使它朝向的是我的亲人和爱人，它依然是我对自己的观照。

书里的主人公有两个，大橘和我。埋伏了两条主线。一条线是叫大橘的猫总喜欢顺着古老梧桐树去到三层老楼的楼顶，于是我不得不几乎每天爬梯子费劲穿过天窗去楼顶抱它回家，因为它学不会顺着原树下来。第二条主线是作为主人公的我对于爱情和婚姻的上下求索。

那么写这本书究竟是在揭示什么精神内核？我想说的是：猫们引领我们进入的境界是纯粹的空灵的美妙的。而市井引领我们进入的往往是精明和市侩。显然我不喜欢后者。

10、近期您曾被哪些文学、艺术作品打动过？为什么？

答：去年到今年一直在读千夫长先生的作品。他是一位蒙古人，青年时代从内蒙古民族大学毕业去到内地，从此成为一名好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红马》和《长调》、散文集《千页书》为许多人熟知和喜爱。但我最喜欢的是他的长篇小说《中年英雄》。

这是一部忠实之书，这是一部忏悔之书。

我的《禾木》也是忏悔之书，为了人类对大自然、男人对女人、女人对罪恶的悔罪。

《中年英雄》是布老虎系列之一。它的叙事好看，它的内涵深重，它再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商品经济异常繁荣的那个红灯酒绿的特殊时代。它几乎具有史记的功能。如果它拍成电影，一定是好莱坞之风大片。显然，千夫长先生完成了出版者和作者的共同使命。他是一位成熟的作家。

11、张好好这个名字很有趣，也很温暖，两个好字有什么特殊用意吗？

答：我的本命叫张浩，太男性化，于是用谐音做了笔名，同时希望自己的命运能够好起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子、有自己安宁的木桌。十二年前在《伊犁河》杂志做常务副主编的时候开始使用这个名字。

2020年使用新的笔名，忽兰。蒙古语骏马的意思。我的灵魂是一匹狂野的马，不然我为何如此眷念北地青草生活。

张好好这个名字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意念改写命运，意念塑造命运，我青年的初期是颠沛流离过的，但是我九年前踏上武汉这艘方舟，从此就静且好了。

12、我们都说2020是被偷走的一年，打乱了很多人的人生规划。您2021年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答：在这个被偷走的2020年里，我几乎蛰伏家中大半年，于是完成了二十万字的《草原之子·嘉兰嘉兰》。所以我是一个岿然不动者吧。

2021年我计划去北方行走，去禾木小住，去伊犁漫步。行走就意味着形成丰沛的创作力。我不知道这个新的作品的名字会叫什么，但是显然，它正向我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