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史的角度为口语诗揭牌

 ——常遇春答李振羽“2021甘肃先锋诗歌访谈11问”

（1）在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上，诗歌从来都是各种体裁的先发阵容和先锋者竞逐的舞台，也是新文学的号角和第一试验场。关于朦胧诗，实验诗，现代诗，先锋诗，口语诗诸如这些概念的界定，也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时间和空间，却是解读和考察它们绕不开的两大基本要素。譬如朦胧诗，本质上是文革中后期以“地下”状态异军突起的中国现代诗，在全国大版图上，其发轫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滥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甘肃一度曾成为“朦胧诗”争论的前沿和旋涡。1983年初，甘肃兰州的《当代文艺思潮》上，公开发表了徐敬亚于在两年前大学时期创作的学年论文——《崛起的诗群》。这篇诗论一经发表便如一枚重磅炸弹在诗坛炸响，随后引发了一场针对这篇诗论乃至朦胧诗运动的大批判。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与此前《诗刊》发表的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及《光明日报》发表的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被批判者们统称为“三个崛起”。在甘肃，“朦胧诗”作为整体状态的创作风潮，相比全国至少要晚三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在全国当代诗歌史意义上的文本成果，也稍显悲怆一些。其后1986年，《深圳青年报》《诗歌报》（后改为《诗歌月刊》）联合举办由徐敬亚主持的“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并主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这一阶段，以实验诗（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为特质的写作风起云涌，相对于李亚伟、于坚为代表的四川、云南等省区，甘肃又一次更惨烈地落伍了。

作为甘肃“朦胧诗”风潮的亲历者，我知道您对此有无法释怀的偏爱，您也对此有着太深澈太钟情的细节和故事。而对于实验诗，现代诗，先锋诗，口语诗等等，不少甘肃诗人却难免有些隔膜和疏离，甚或讳莫如深。请您解读一下这些概念好吗？

常遇春：年幼天真的孩童在进入青春期后，身体和心理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朦胧诗”，正是文艺界在经历长达十年之久的“伤痕”之后，在文学思潮上迈出的第一步，对当代诗歌具有较深的启蒙意义。但也仅限于启蒙。事实上，“朦胧诗”在当代文学史上的这极具必然性的一笔，它的诗风、写作基调、抒情方式等的形成，同样是充满偶然性的，是从高干子弟模仿欧美文学读物开始的，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因此，作为从“十年”到新世纪之交的过渡期，“朦胧诗”存在的意义显然大于诗歌本身的成就。换句话说，当“朦胧诗”作品从它所诞生的文化语境中被剥离出来后，就很少存在一流的诗歌作品了。当然，启蒙有启蒙的价值，我对“朦胧诗”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至于实验诗、先锋诗，这个提法属于文学流派或者诗歌流派的提法，但显然这两者还不远远没有形成流派式的影响，而属于一种对某一类诗歌作品的非正式的命名。口语诗现在热度很高，兴起时间也不短，一些十分有影响力的诗人已经做过很多诗学上阐述，我很认同，对我也很有启发，就不赘述了。面对振羽兄的提问，我从三个点简单说明我对口语时的个人看法：一是自觉性，口语诗的概念的形成不是靠着短暂的热度堆砌的，而是经过很长时间，逐步发展成熟的，是一批批具有高度使命感、责任感的真诗人一笔一划写出来的，是自觉产生的。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对诗歌史、文学史负责的。二是先锋性，三是传统性。第二和第三我用一句话来概述：口语诗与中国古代诗歌是一脉相承的，是接续香火同时发扬光大的。认识到这一点，也就认识到了口语诗的现代性。

（2）［谷熟来禽诗歌节简介］此为中国西北角具有共同诗歌志趣的先锋诗人，经常性诗聚的旗帜。最初由甘肃静宁的6个新诗典诗人于2013年7月发起成立，现已成为汇聚中国先锋诗人的重要平台。诗人李振羽为其召集人。本诗歌节宗旨为“民间立场，口语取向，现代品质，先锋精神”。

谷熟来禽书系第一辑（8本）

《2021陇东先锋诗歌典藏选评》

《2021甘肃先锋诗歌典藏选评》
《2021中外先锋诗歌导读》（外国卷）
《2021中外先锋诗歌导读》（中国卷）
《金口哨：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访谈集》
《现代诗论语：中国当代诗生活绿皮书》
《自白书：一个当代先锋诗人的个案透析》
《理想。剧情：一个当代先锋诗人的100首代表作》

以上第一段文字，出自由我选评并自费出版的《2021陇东先锋诗歌典藏》的封底勒口；第二段文字，不久将会刊印在即将出版的《2021甘肃先锋诗歌典藏》的封底勒口。我的问题是，作为甘肃当代诗歌长期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您如何定义先锋诗歌？如何理解甘肃先锋诗歌的历史和现状？在近四十年甘肃的诗歌版图上，您的创作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常遇春：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在问我，因此我只能挑着回答了。说句实在话，甘肃目前的诗歌生态要比它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发展好很多，有一些好作品，也有一些好诗人，但总得来说，系统性还不是很强。诸如陕西、北京、广东这类的诗歌强省（市），不仅有大批量的好诗人，而且整个创作在诗歌生态上参与度都是很高的，这个参与度不仅指的是团体活动，而且还有振羽兄反复提到的词——先锋。换句话说，当代诗歌之于文学界、之于世界的先锋，甘肃诗人参与了多少？贡献了多少？这就是话语权。当然，先不说甘肃，亦或者陇东诗歌创作整体状况如何，振羽兄参与发起谷熟来禽诗歌节，并有意识地去编纂系列读本，对于甘陇诗歌生态来说，是件大好事。对于振羽兄来说，是件大善事。有过编纂经验的都知道，这是费时费力的，不花心思做不起来。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有人在认真地审视着甘肃诗歌发展现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思路地去编纂读本，不管是按照地域划分还是诗歌症候还是其他什么，就是在做文学批评！

（3）在四十多年的中国当代诗歌史历程中，您哪些诗人是先锋诗人？请简述其理由好吗？甘肃呢？您本人呢？

常遇春：先锋诗人太多了，诸如伊沙、沈浩波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理由很简单，什么是先锋诗人？要做到知行合一。对于甘肃还不太熟悉，我本人也不先锋，问题很大。

（4）在当下中国诗界，无论如何，口语诗无疑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一大主流。您的意见呢？

常遇春：是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个问题很笼统，如果问我的意见的话，那我的意见就是我对这一事实没有任何意见。口语诗史是有脉络可寻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我有过想法，就是要从史观和诗观的角度把它搞出来，从文学史的角度为口语诗揭牌。或许口气太大了，我希望我能付诸实践。

（5）民间写作。应该是相对于官方或庙堂写作而蓬勃生发的一个现象。您如何解读？目前，诗歌界内外普遍认为“真文学在民间”、“好诗在民间”。就您目力所及理解所至，在全国和甘肃有哪些优秀和杰出的诗人和诗歌文本可圈可点？

常遇春：民间写作，不是草根写作，这是个文学概念，多数人总是望文生义。事实上民间写作这个提法在现在是淡出状态的，在第三代诗人活跃之际，它是和官方对抗的，现在这个所谓的“民间写作”已经成了主流，那它的历史性也就出来了。我很喜欢这个表达：“诗歌就是身体”，诗歌是主客观的统一和平衡。

（6）网络无疑是信息化时代的一种先进工具。有人认为，在过去20年里，网络写作与网络发表的横空出世，一举打破了了原有的保守僵化的官刊一统天下的局面，极大的瓦解并迅速重组了新的文学和诗歌格局。对此，很想听听您的看法？

常遇春：信息化时代对于纸媒产生了巨大冲击，给了很多当代诗人一个展示的平台，从此，以官刊为主的纸媒的地位也越来越低。但要说“瓦解”、“重组”，我觉得不够准确。信息化工具起到的是催化剂作用，它能改变诗人的创作方式，开放了诗人的思维，没有改变应有的结果。

（7）下一个问题，我们从古代谈起吧。蘅塘退士生活的十八世纪清代中期，流行的是《千家诗》，但当时通行的《千家诗》有许多问题，体裁散乱，选诗标准太低，没有体现出诗歌抒情言志的特征。于是，他决定重新整理一部优质的诗集，以使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经过多年精挑细选、分类甄选，终于选出了共310首唐诗收录其中，涉及77位唐代诗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唐诗三百首》，诗集署名即是孙洙的号“蘅塘退士”。这部诗集所选作品体裁完备，风格多样，既有代表性，又通俗易懂，所以在刊行后广为流传，甚至“几至家置一编”，不断翻刻印行。是蘅塘退士凭借一己之力挽救了唐诗，让很多险被遗落的诗歌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这部书选在清代中叶，入选的差不多都是经过一千多年淘汰的名作，差不多都是历代公认的好诗，吟咏欣赏，收到陶冶性情的益处。”
由此可见，编选一本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诗选，的确功德无量，也是很多诗人终其一生梦寐以求的事儿。迄今为止，您编选或参与编选了哪些诗歌选本与诗歌公众平台？有怎样的收获和意义？

常遇春：我参与编选过微信公众号平台“诗歌日记”，一边选诗、一边撰写诗评，也自费将其印制成诗评合集《诗相》。收货和意义很大，当时在做完这件事后我就停手了，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沉淀下来，做这件事做得太早了，我需要时间沉淀，甚至不是说等时机成熟，而是等自己成熟了，再去认真做。我意识到，作为编选者，编纂一部作品，直接体现着编选者的水平和格局。我看着自己一两年编选的作品，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我编写的意义在哪里呢？我觉得这是很多编选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公众号选诗不需要任何成本，也容易造成粗制滥造，会产生不太好的作用。当然，对于编选者，编选出好作品的“功劳”是相当大的。

（8）在陇上，一谈起诗歌，几乎所有的80前的诗歌写作者和爱好者，会众口一词的脱口而出“朦胧诗”“乡土诗”“《诗刊》”“《星星诗刊》”“《飞天》”“海子”，有的还会立马搜出几张与其它本土诗人的合影照在朋友圈翻晒。下面，是一个有点大不敬或者有所冒犯的问题——您如何看待以上种种现象？您如何看待自己多年的诗歌写作生涯与创作成果？

常遇春：前面说过甘肃诗歌创作现状，补充一点，甘肃狭长的地域和诗歌强省相比，就能看出差距了。不够聚集，陇西陇东陇南等差异性过大，但是整体包容性不强，再加上贫瘠，这都是诗歌生命力不够旺盛的重要原因。我觉得提问中这种现象无可厚非，没有什么。写诗短短几年，暂时谈不上生涯和成果。






（9）即将出版的《2021甘肃先锋诗歌典藏》入选诗人101人，超过三分之一的入选者毕业于西北师大。有不少在师大校园里就已经成名，譬如叶舟、唐欣、独化等，现在登高望远，呼风唤雨，已然引领全国先锋诗歌的强劲风潮；再譬如雪潇、马路明、北浪等，则以过硬的先锋诗歌作品，长期沉潜在陇东南地区；至于如牛庆国、徐兆寿等，几乎成为陇上众人皆知的诗歌明星；其它入选诗人，有超过90％的是在中学或大学校园开始走上诗歌与文学创作道路。貌似近多年来，校园文学、校园诗人、校园诗刊等等，却成为一个个陌生的名词。什么原因？近20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是谁把诗神缪斯从校园这个诗歌神圣的殿堂里放逐出去？

常遇春：据我了解，很多90后诗人都是从校园时代开始创作的，诗神一直都在。大众口中听不到校园诗人之类的字眼，这是时代性的原因，事实上现在校园里也有诗社、诗刊、诗人，这些比起八九十年代没有什么变化，都写着差不多的诗，但是放眼大中国，诗歌生态变了，你所谓的校园诗人走出校园就走没了，自然也就看不到了。我大学毕业两年不到，对校园诗歌还是比较了解的。这不比以前，功利性大大减少，以前还写诗把妹赚名气呢，现在没有，多了些寂寞。能在寂寞中寂寞下去的，才是合格的校园诗人。而且我发现很多从事现当代文学的大学老师都是研究小说的，不怎么教诗歌，也不太懂，启蒙得不够。

（10）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文学初乳，以及诗人生命与文学历程里的“贵人”的话题。纵观古今中外，每一个走上文学道路的诗人、作家，无一例外都会邂逅他（她）文学生涯里的“贵人”。请允许我现身说法吧！我在中学校园，即遇到了同村同校长我四岁的校园明星诗人李世恩（曾长期为陇东首屈一指的诗人、作家，现为平凉市文联主席），由此我开始真切认识到文学写作对于一个青葱少年的意义，然后就爱上了写作，并开始了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大义凛然状的中学校园少年期文学创作准备；1989年考入庆阳师专，在陇东高原拜谒了彭金山（陇东文学乃至甘肃文学的核心和纽带），是他真正让我尝到了第一口诗歌（文学）的初乳，由此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2005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文集《第一场雪》，收录诗歌67首，绝大部分是这一时期创作的；然后经历了漫长的诗歌断乳期，前后足足有超过10年的时光。直到新世纪以来的网络时代，遇到伊沙、徐江、沈浩波、唐欣、独化等一大批中国先锋诗歌的领袖性诗人，由此激活了沉睡10多年的诗歌创作意识，并开始了一泻千里势不可挡的“井喷”式的现代诗阅读和写作。以上所提及的诗人，都是上苍恩赐予我的文学和诗歌生涯里不可替代的“贵人”。我的问题是，在您过往的岁月长河里，谁是您诗歌与文学创作历程里的“贵人”？可以详细谈谈吗？

常遇春：文学的初乳，我想想，我的目光最早停留在垃圾派和下半身，当时刚摒弃了空泛的抒情诗，以为如获至宝，现在看来，喝的竟是一口毒奶！但我还是充满感激的，因为这是前进必然要走的过程。真正的初乳，是我在《新世纪诗典》读到一首美妙的口语诗后，被深深震撼和启蒙后尝到的甜头！自此我从新诗典中扎进去，研读了很多伊沙的理论著作，奠定了我最基本的诗观，虽然和他接触不多，但我很感谢这来之不易的教育。成长路上，贵人多多，亦是朋友，亦是自己。

（11）最后一个问题，在世界和诗歌自身发生极大嬗变的当下，面对今天还眷恋缪斯钟情诗歌的作者与读者，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常遇春：最想说，2021牛年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