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法

       远古的青铜乐器，发端于陶寺（尧舜）和二里头（夏初）的铜铃，到殷商时代殷墟的编铙（庸）和南方的大铙（镛），形成基型，西周在殷商编列的基础上形成乐悬制度，乐悬的演进在春秋末战国初达到顶峰，然后退出历史舞台。这里有甚多的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已有很多成就，还有甚多尚没或未曾提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里提出三个问题来讨论：一是作为青铜发展重要阶段的殷商乐钟的命名，以及由之而来青铜乐器的演进逻辑架构；二是青铜乐钟演进到西周形成乐悬制度，言说乐悬制度概念体系究竟是怎样的，主要关系到三组概念，簨虡、肆堵、宫-轩-判-特形成的言说体系。三是青铜乐器进入已有悠长历史的远古乐器体系之时，在远古的阴阳念体系中，是作为阴来进行定义的，随着青铜乐钟的入主乐器中心和观念中心，这一最初的定义被进行了修正，这是一个从未被提出，而对于理解青铜乐钟与文化观念的关系，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   殷商乐钟的定名与青铜乐钟的演进逻辑

青铜乐器的演进，从二里头的铜铃到殷墟编铙（庸）和南方单件大铙（镛）的双线发展，到西周编钟体系的出现和“钟”的概念产生，完成了音乐器形和文化观念的转变。铃与钟是演进的起点和终点。殷代青铜乐器是其中段。对于此段的青铜乐钟，器上无自名，文献乏记载，罗振玉释为铙，容庚解为钲，郭沫若定名为铎、镯；陈梦家拟名为“执钟” [1] ，还有殷玮璋称“早期甬钟”。以上命名的思路，铙、钲、铎、镯是从铃着眼，执钟、早期甬钟则是从钟着眼。目前学界主流依罗振玉之说为铙，如王子初、高至喜，还有王友华等。然而，李纯一、方建军，还有陈荃有等乐学名家，则认为应为庸（细分则中原的编铙称编庸，南方的大铙称镛）。 [2] 究竟是叫铙好还是叫庸好，这就关联到青铜乐钟的历史演进和理性性质。

从历史上看，青铜乐钟从铜铃中产生出来。《广雅·释器》曰：“钟，铃也”，正合于讲钟的起源。铃，考古上从6000年前在北到内蒙、南到湖南、东到山东、西到甘肃的广大地域皆有发现，包括西北仰韶文化从早期到晚期，东方从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南方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正乃早期中国形成前的三大文化。[3] 张冲把陶铃分为四期，以主流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早期和中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和中晚期，而在第四期，陶铃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巅峰，[4] 铜铃也产生了出来，并入主文化和仪式的中心。如果说，在乐器与文化的共进中，最初是磬占有仪式中心，继而是鼓进入仪式中心，那么，铜铃产生之后，因其带着青铜的重要性，而占有了与鼓相同的核心位置，旂铃具有了与旗鼓一样的重要地位，后来文献中的“和铃央央”(《诗·周颂·载见》)、“锡鸾和铃”（《左传桓公二年》）、“朱旂二铃”（毛公鼎），都应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鼓是集体性的，巫王击鼓引出集体性行动，铃则是个人性。刘心源讲：“铃字从命，古文令命通用。”[5] 铃传巫王之令而象征了巫王的权威。铜铃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在从陶寺（尧舜时代）到二头里（夏王朝）中，有鲜明的体现。两处的铜铃都出土于高级墓葬之中。《尉缭子·勒卒令》讲了铃进入军事上的观念体系:“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奇兵则反是。”五帝时代，各方并起，万国林立。铃也有多样的形态，并发展出自己的体系，在考古上，张冲把史前陶铃分为无甬铃和有甬铃，无甬铃有A、B、C型，A有2亚型，B分4亚型，C分6亚型。有甬铃也可分有顶和无顶两型，有顶又有2亚型。 [6] 进入铜铃阶段，在文字上有：铃、镯、钲、铙、铎等字。《说文》释“铎”曰：“大铃也。” 释“铙”曰：“小钲也。”段玉裁注《说文》“钲”曰：“镯、铃、钲、铙，四者相似而有不同。”这透露出了铃在起源和发展中的多样性。从铃铎和钲铙有大小的区别，显出有铃有多样性的体系（如段玉裁注“钲”时讲的“《周礼》言铙不言钲，《詩》言钲不言铙”）。铃与令和钲与正的关联，呈出铃在文化中的性质。铃，令也，关联到上天之命和巫王之令。钲，正也，关联到遥远的中杆传统，《说文》释“钲”有“上下通”，这正是中杆仪式天人相通的传统。同时又具体为“令”的上下通。钲之正和铃之令呈现的是铃的观念体系。镯，《说文》曰：“钲也。”是从观念的一般性上讲，如果从器形的特殊性上说，镯呈现了钲的地域特征，镯中刻缕了地域性“蜀”的形象（《说文》释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正如镯可以令人想起禹与蜀地涂山氏的关系，铙可以想到与尧的关联。总之，与铃相关的字汇以片断的方式，透出了铃在从乐器边缘进入仪式中心的过程中，关联着地域特色、器形体系、观念体系的交织演进。

以上呈现的铃、镯、钲、铙、铎的关系，透出了把殷商乐钟命名为铙，是从青铜乐器的起源——铃——的角度去看而得出来的。如果从青铜乐器演进的终点——钟——的角度来讲，也许会让问题清楚些。杨树达说：钟之初文是甬。字形的演进是从甬到銿到鐘。[7] 考虑到西周以后，钟下有甬钟、钮钟、鎛钟三亚形，而周甬之形，柄在上口在下，殷铙（庸）之形，柄在下口朝上，二者相反，甬应来自西周钟定形之时。从铃为起点到钟为终点来讲，说由铃到铙到钟，强调的是铃与铙的相同点，尤在二者柄皆在下口朝上。说由铃到庸到钟，强调庸与钟的相同点，重在二者在体量、音量以及（更为重要是由编庸体现的）音列上。从文字学看，铙属于铃而庸属钟，因此以庸来称商代青铜乐器，更能突显商代乐器在由铃为起点的乐器演进中有了质的飞跃。在本质上进入了青铜乐钟。甬为钟的初文，有着包含商庸在内的钟的观念内涵，从甬字中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甬，金文有： （颂鼎）、（师克 ）、 （吴方彝），为物之构型，以竹为之曰筩，以木为之曰桶，以金为之曰銿，从器物上看，金后起，銿在器形和本质上应当借鉴了筩与桶，从乐器来讲，即借鉴了竹乐器管龠和木乐器柷敔，从本质上讲，甬的本质是中空，甬之“空”兼有和无两种性质，空而盛有，可为“容”，空而含气可为“通”，空皆有气，天地一气，万物形体各异而本质相同，因此，甬为“同”。甬与中国观念的本质联系了起来。李孝定讲，甬与用同 [8] ，《说文》曰：“庸，用也。”甬之用乃与空、气、通、同相关的器的本质之用，而非仅器的形、质、料、异相关的现象之用。《说文》释“用”曰：“可施行也。从卜从中”。中讲是与中杆关联的天地之空和在空中的气的运行。卜则是从天地运行中体悟的天地的规律。銿由金而来时，与管龠柷敔相关但又超越了竹木之甬，而具有了自己的本质。这就是“庸”。因此，用庸来指商代青铜乐器，形成铃-庸-钟的演进序列，不但有李纯一《庸名探讨》举证的甲骨文的支持，更在于可以更好地体现青铜乐器演进的观念内容。《广雅·释器》从铃的角度来统包括钟在内的青铜乐器：“镯、铎、钲、铙、钟，铃也” [9] ，是由前向后看，且契合着五帝至夏的时代特点。《古今乐录》则从钟的角度来统包括铃在内的青铜乐器：“凡金为乐器有六，皆钟之类也：曰钟、曰镈、曰錞、曰镯、曰铙、曰铎”，是由后向前看，且适应于两周的时代特点。但这两种概括里，殷商乐器被弱化而甚模糊，虽然两者中的“铙”应都内含殷商内容。以铃-庸-钟作为演进过程的命名，其好处是，兼顾了青铜乐器发展的三段，并使之明晰化：在铃阶段，是铃、镯、钲、铙、铎，在庸阶段，是庸和镛，在钟阶段是，甬、钮、鎛。用庸来命名商代乐钟，既在实物器形上，突出商钟与周钟的关系，强调二者的本质关联，又从文字音韵上强调了商钟与周钟的观念关联。这样，青铜乐器演进三阶段的特点得到了突出：从陶寺（尧舜）到二里头（夏代）的铃，尚在非钟之铃的阶段，殷商的庸，真正具有了钟的性质。进入到了钟的阶段。此阶段又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殷墟之编庸，二是南方的大镛。前者的创新是编列，重点在音，后者的创新是体大，重点在形。虽然，殷商时代标志着青铜乐器在音乐和仪式两个方面都进入了钟乐阶段，由于南北庸与镛的差异，最终走向何方尚不清楚，王友华指出甲骨文的不少的字：庚、康、南、唐、㱿、商、用…… [10] 都与进入到本质性的青铜乐器相关。殷器无自名，古字呈多名，漏透了钟乐演进的另一面，到西周时南方与北方皆进入“钟”，钟皆形为编列，南方大镛受编列的影响而前后产生了甬钟和纽钟，加上商末就在南方产生鎛，进一步向特鎛和编鎛演进，钟的类型展开为甬、钮、鎛。青铜乐钟才真正进入定型。总之，把殷商乐钟命为庸（镛）不但突出了其作为乐钟的特性，还在形成青铜乐钟的演进关节即铃-庸-钟的概念中，彰显了三个阶段的特点。这一对殷商青铜乐钟如何命名的问题，应为当下写青铜乐钟史的学人所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