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型由四部分组成：一是鸟的形象，二是鸟头的冠，三是鸟旁边（可位于冠旁或身旁，可左可右）的 （凡），四是鸟周围的两点。B型只有三部分，没有凤周围的两点。C型中“凡”融入鸟的身体，三个部分融为凤的整体，不但看不出冠与鸟的区别，而且 也完全融进了凤的身体之中。D型中“ ”已融入凤的身体之中而消失不见，冠与身也毫无分离之感。成为一支自然之凤鸟。

凤的四型，从逻辑上讲，可以把A型看成凤的基本四因子，经过第B、C型的演进，最后成为D型的整体形象。也可以把D型看成是最初的自然之凤，经过第C、B型的演进，成为A型的文化之凤。还可以把四型都看成是文化之凤，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以四种形象出现，四种形象都是由本质规定而来的现象变形。无论从上面三种方式的哪一种去看，对A型四因子的分析有利于理解凤的构成内容。

四因子中凤形不用讲，是凤的自然之形。其他三因子都与文化内容紧密相关。先讲头上之冠。为什么要如陈梦家等人那样把冠作为单独一项，而不是把冠作为鸟的头部呢？因为， （佚八七五）是无冠， （佚七一）冠为三点，是与鸟分离的，二者都意味着，冠是加上凤的头上的。而且，罗振玉和商承祚都讲，凤的冠有 和 两类，而形象与龙头上的冠相同， [1]因此，凤头之冠不是自然之形，而乃文化之形，内蕴着特定的观念内容。《山海经·海内西经》说“凤皇、鸾鸟皆戴瞂”，一个“戴”字，透出其为由外加上去的。明义士讲，凤和龙都“加冠形以别于他兽” [2]，以彰显其在群兽中的重要地位。《太平御览》卷八十引《春秋·元命苞》讲五帝中的帝喾是“戴干”的，《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引《应瑞图》五帝中的颛顼，也是“首戴干戈，有文德也”。因此，凤头上的 或 应为身之外具有重要文化内蕴的专项。由于冠是加上去的，因此，凤不仅是自然之鸟，而乃上古仪式中巫穿戴着与凤相似而又进行了加工的凤的形象的服装在进行仪式之舞。陈梦家说：“《独断》曰：‘大乐郊祀，舞者冠建华冠。’而注以华冠为‘以 尾饰之，舞人戴冠。’案《尔雅·释言》‘华，皇也’，是华冠即皇冠。”因此，陈氏说凤字中的冠，相合于仪式中“冠凤羽”的“感应巫术。” [3] 明白了凤不仅是文化想象中飞翔之形，还是文化现象中的仪式上的凤衣之人，凤字中凤周围的两点这一因子，就可以理解了：当其作为凤在空中的飞舞之态时，两点是衬托其飞的动态；当其作为仪式中凤衣之人举行仪式时，两点是显示凤衣之人在仪式中的行舞之态，所谓俯仰周旋者也。

凤形之旁的 （凡），是凤字最为重要的因子。《说文》释为声符，而凤与风两字皆凡声，透出其作为声符内含着深意，罗振玉讲卜辞里“从凡” [4] ，也是与义相关的。《说文》曰：“凡，最括也”，即简括。凤字中的凡，是对凤即风和风即凤这一现象之本质的点眼，所谓点眼，就是对凤即风的后面决定其能够这样的最后本质的简括。上古之巫，认为风动后面有凤，凤飞而带出风，决定其能够这样，其后面的宇宙本质是不可见之“无”，但这“无”却以用一种有形之体呈现出来，这就是“凡”。凤中的凡字。在上面所举的A、B两型中，凡或在左或在右或在头旁或在身旁，显示的不但是凤鸟与凡的关联，还含着凡的运动性和不定性。张从权说甲骨文中的 ，也应为凤，凡在凤鸟的头顶。 [5] 凡作为宇宙本质的内涵以庄严之貌出现。郭沫若讲凡（ ）就“盤”的古字，罗振玉、王襄、孙稚雏说是“槃”的古字。徐中舒、李孝定、吴其昌等认为是形如 的物体。[6] 无论是物本身，还是表示物的字，凡（ ）都是用一种具体的物来象征凤风后面的那一宇宙的本源。盤和槃透出此一象征物体的般（盘旋）之性质[7] ，即在仪式中举着这一物体进行俯仰往还的盘旋。这正是凤字第一形中两点的性质。凡（ ）是神圣性最鲜明地体现在甲骨文的“兴”字中：

（师友二·一二一） （乙四八六四） （甲二O三O） （甲二O三O）

兴在甲骨文中象两手（如唐兰所说）或四手（如商承祚所说）或众手（如杨树达所说）举着 形之物。后两字加了“口”，显示在举物的同时，口中叫喊着或歌唱着或念咒着，高田忠周说：兴在古文献中训作：起、作、动、发、出、举、行等义“皆与本义近者也。” [8] 陈世襄说，“兴”是初民举 物旋游，口发声音而神采风扬之状。这就是中国诗歌中诗可兴的最初来源 [9] 。诗之兴，由 而起，饶宗颐说：“兴者，《礼记·乐记》降兴上下之神。”又说郑玄注“兴”曰“喜也，歆也。”因此，兴又可借为歆。《说文》“歆，神食气也”， [10] 即在仪式之巫的精神兴奋中，巫之气与神之气互动互化合为一体，使整个仪式进行洋溢在兴奋之中。因此，仪式中的起、作、动、发、出、举等身体动作的俯仰盘旋和内心的神采风扬之喜，都因 （凡）所内蕴的宇宙本体象征而产生。

在凤字四个因子中，每一因子都有自身的代表主项，同时又有多种关联。凤体既是自然之凤，又是仪式中凤衣之人，冠表明凤在上古仪式中的重要内容，既是兽中之王，又是人中之王（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在上古的演进，就是鱼蛇鸟虎的兽型进入到人王的冠冕）。凡是无形的宇宙本体（即后来的玄、道、无、气）的象征符号，又是凤巫的本质象征，两点则是仪式中的人之舞，又是自然中的凤之飞和风之动。这四因子内蕴的正是上古时代的天地之和、人兽之和、天人之和。在古文字凤（风）的四型中，以D型为开始以A型为终点而视之，透露出，自然之鸟如何升级为具有丰富观念内容的文化之鸟的，以A型为开始以D型为终点而观之，彰显出，包含着多样内容的文化之鸟如何升华为混然一体的自然之形。当凤字在这四形中不断地变幻之时，其所内蕴的文化观念就较为逻辑地显示了出来。凤，既为鸟中之王，又为人中之巫，还为自然之风，一字三义，恰好体现为这三者之和。因此，凤风同字，体现的由凤这一上古的美学形象体现出来的上古的“和”的思想。第一，仪式上凤衣之巫的美学形象，负载着两个内容：作为巫的人与人所扮之凤，二者一体成为衣凤之巫，无论从外形上还是从心理上，都体现为巫凤之和。第二，凤与风一字，在仪式观念中，都是宇宙本质的体现，凤是宇宙规律以具体的动物凤体现出来，为宇宙规律的显形。风不可见而可感，附在凤上体现出来，为宇宙规律的隐象，因此，凤风一字，体现了中国宇宙结构的虚（宇宙之风）实（现实之凤）之和。第三，人（巫）在仪式中成为了凤，成为了风，而象征宇宙本质的 ，在凤的身旁，或明显地在凤的头上，或完全无形地与凤融为一体，体现的是作为凤又作为风的巫已经把宇宙的本质纳入到了自己的体内，形成了神人以和的实际形象。凤风一字而又是巫，作为巫的凤、作为动物之凤、作为自然的风，三者在仪式中形成了人神之和。

因此，上古时代的“神人以和”（《尚书舜典》），从巫凤仪式上体现了出来，或者说，上古时代的巫凤仪式，追求着并已经在观念上达到了神人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