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是在西方文化互动中产生，其最大的现实目的，就是起到学习西方，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潮流中去，西方知识是以西方语言为载体的，西方语言与西方思想同质，西方思想以Being（有）-substance（实体）-essence（本质）为核心而展开，是实体型的（正与中国思想以无-气-道为核心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西方语言以严格的语法为核心，也是实体型的（正与汉语没有一本语法书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而知的现实上必然是也果然是，现代汉语的产生和成型，就是把虚实相生的古代汉语体系，转变成完全实体型的现实汉语体系。

在这里，要先讲一个关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区划，在吕叔湘等人看来，汉语应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前者即（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书面语言以及由先秦到清代用此而写作的）古代文言；后者即（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古代白话，而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种发展。[1]在王力等人看来，汉语应分成，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包括两个部分，即古代文言和被吕叔湘等认为是近代汉语的古代白话。[2]这两种划分都有自己的理由，不同的是，前一种划分强调了现代汉语与传统的继承性一面，后一种划分则彰显现代汉语与传统的断裂性一面。这两种划分的对立，可以引出很多次级问题。种种次级问题都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但对于本文来讲，要突出的是现代汉语因学习西方语言而来的新的特质，因此暂时突出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对立的一面，而且要特别讲清的，就是用现代汉语与古代白话（即近代汉语）比，也有了质的区别。且从语言学的三大方面，语音，词汇，语法，去看——

        语音上，黎新第讲，近代汉语共同音从大的方面看有三种，一，统合历代韵书而形成的读书音（最为基本），二，以通语为目标统合南方各方言音而形成的南方官话，三是以通语为目标统合北方各方言音而形成北方官话。[3]这是从大的方面讲，具体而言，作为雅言通语的官话，又甚为多样，李荣列了七大官话：西南，中原，北方，兰银，北京，胶辽，江淮。[4]还可能细分，王力曾专门讲了桂林官话[5]，贺巍讲中原官话可以分为八片（兖菏、徐淮、郑开、洛嵩、南鲁、漯项、商阜、信蚌）。[6]由此可知，近代汉语共同音上是软性的，并不强求一致，只要在几个基本要件上有共性，达到可沟通的实用目的即可。李丹丹讲了官话的三大特点：超地域性，地域性，模糊性。[7]具体讲来应该是，超地域但又保有地域方音的因素在其中，保有地域方音但又具有超地域的因素而可以交流，从官话音的各不相同来讲，其共同音是模糊的，但这种多样而来的模糊又可相互沟通。这三点构成的近代汉语在共同音上的软性[8]正与现代汉语从1926年“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到1958年的《汉语拼音方案》而坚持的严格硬性，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词汇上，现代汉语用了古代汉语偏义复词的方式，将古代汉语(包括文言和白话两者)中的虚实相生结构的词汇变成了只实不虚的现代汉语词汇。且举三个最有普遍性的词汇为例。第一个词：事物，在古代汉语里是包括（动态的）事（event）和（静态的）物（thing）二者的合一。当二者合一使用时，可以偏重于物，但事还在，可以偏重于事，但物还在，二者是以一种虚实结构的方式出现的。但在现代汉语的事物一词里，“事”的词义没有了，只成了“物”。就“物”本身来讲，在古代汉语里，物也包含着重虚和实两类，《马氏文通》也讲，“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河海华岳，人伦之君臣父子，物之有形者也，怪力乱神，利命与仁，物之无形者也。”[9]而在现代汉语里，虚的一类消失了，虚类也完全按西方的实体方式去体会。在古代汉语中的有形之物，其构成，也包含着外在之形和内在之气两个部分，而在现代汉语里，物已经不是中国古代的具有形气合一的物了，而是一个西方式的实体性的物。第二个词：变化。在古代汉语中，看得见可计算的变化为变，看不见的不可计算的变化为化。具体来讲，还可细分，其中重要的有：一是外部可见的变化为变，内部不可见的变化为化，即虞翻注《周易·系辞》说的“在阳称变，在阴称化。”二是量变为变，质变为化。如孔颖达注《周易·系辞》中“变化见矣”时讲的“渐变而顿化。”三是实体之变为变，虚体之变为化。变是指看得见的可以计算的变化，化是指看不见的无法计算的变化。正如王安石《易解》讲的“自有而无谓之变，自无而有谓之化”。从无到有，其变化，是从本质性的虚体之气开始，因此强调“化”。自有而无，是从事物外有之形开始，因此强调“变”。而变化一词在现代汉语里，没有了虚体性的化，而只有实体性的变。第三个词：规律。在古代汉语里，规律是量得出讲得清的东西，从而是实体的浅层次的东西，而最高的本质是无法用有形的尺度去量和名言去说的道（道可道，非常道）。而在现代汉语里，不可说的宇宙之道，变成了可以说的宇宙的规律。规律一词正是用可量可说的实的方面把道的不可量不可说的虚的方面给挤没了。这三个词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演进的方向：把虚实合一的古代汉语变成去掉虚而只有实的现代汉语。

       语法，是最难讲的，关系到语言的根本预设，汉语在古代为什么不写出语法书呢，因为语言被看成是生命之体，西方语言为什么可以而且必须要有语法书呢，因为语言被看成是器物之体。中国的生命是虚实相生的，且虚为根本，从而汉语讲究“意合”，西方的器物是实体拼成的，且实为基础，从而西语重视“形合”。中国文化中的生命是与天地大化联在一起的，因此，语言如宇宙之气，呈为流动之线，西方文化的器物是可以从环境和关联中独立出来的，因此，语言如世界上的物体，呈为块状的结构。这一根本的预设不同，而汉语的构形要向西语的语法接轨，古代汉语之构形向现代汉语之语法的演进，其路径有三，其一，把古代汉语的线的流动，变成西方语法的块的组合。流动之线往往省略主语，组拼之块，主语一定要填出来，且举《水浒传》的两段为例：

 

       自当日为始，【大家一起】吃了酒食，【史太公】留住王教头母子二人在庄上。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后者】一一从头指教。（《水浒传》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不觉红日西沉，【柴进令厨中庄客】安排得酒食果品海味，【服务庄客】摆在桌上，抬在各人面前，柴进亲自举杯，【与大家一道】把了三巡，【柴进】从下叫道，且将汤来吃，【大家】吃得一道汤，五七杯酒，只见庄客来报道：“老师来也。”（《水浒传》第八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10]

 

        这两段话，去掉括号中的主语，就是汉语的线之本色，加上括号中的主语，变成西语中的块之特征。关键还在于，汉语的线之特征，在互文见义的虚实相生中，谓语前省掉的主语可以不是前一谓词的主语，而是由谓词本身决定的，如第一句中“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指教”所省的主语“王教头”是从动词“指教”和前句的“求王教头”而互参其文可见其义的，深契汉语的“意合”精神，但却不符西式要求逻辑统一以达到“合形”的句法。可见由古代白话转为现代汉语，并非是能否理解的问题，而乃变换思维框架的问题。汉语的省略主语，正是强调一个人事物与其它人事物的多样关联，以及一事物在整个天地间的生动状态，西语的强调每一句子的主谓结构，突出的具体事物作为独特个体和这一个体自身的逻辑整一性。汉语的天地关联，呈现出为以短句为主的线型流动特征（正如中国画的散点透视），西语的个体独立，不仅表现为句子主谓宾的完整，还可以不断插入语句和从句而形成立体块面（正如西方画的焦点透视）。而现代汉语在向西语靠拢时，由自身特有的线性难以形成块面，而变成长句。长句肯定不是好的汉语，但却具有了西语逻辑整一的特点。其二，把古代汉语由线的流动而来动态，转成现代汉语以组块为特征的静体。在词汇上，一是通过化、性、度、品、家、者等词，把动词名词化。这与汉语的名词动用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二是通过介词“在……”结构把人事物的状态精确化而静固化。在句子上，通过系词“是……的”和进行时“……着”等句式的引入，把汉语的动态的描写句，变成静态的判断句。如：“花不红”成了“花不是红的”。“他叫喊”成为“他叫喊着。”这些词性和句型变化的目的，都是要把本在天地间生动的活物，变成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定位解剖分析的组块。其三，被动句的大量引入。“汉语的被字句原本通常被用来表达不如意、不企望的情况，在这一消极义语义约束条件的制约下，中性的和积极义的被字句很少出现。……这种消极义语义约束在从西汉到五四前的两千年时间里始终如此。……五四以来，由于对英语被动句用法的模仿，被人们烙守了两千年的这一语义约束在五四以来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在汉语书面语中就基本上被消解了。非消极义被字句，特别是中性被字句随之大量出现，并取得了与消极义被字句同等的地位，这是五四以来被字句所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11]从思维范式的转变来看这一语法的转变，古汉语被动式的原有的贬义是与事物原本在天地中大化流行中正常运行而被具体之物所拘的不得已相关，现代汉语被动式的中性与科学宇宙观中人物事都被规律所制约，都可以放进实验室进行解剖分析有关。

       以上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呈现了由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变，更为主要的是，这三个方面形成了现代汉语与口语相对独立的书面语，“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发展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欧化的过程。”[12]而体现在书面语里的精神，又转过来影响了对口语本质的理解，从而形成了对整个现代汉语实质的理解——从视汉语为一种以神为主重虚灵的生命体转到视汉语为一种以形为主重实体的物质体。因此，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变，实际上是为了向作为世界主流的西方文化靠拢而进行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极大优点，就是当汉语与西语在基本面同质化之后，中国学人可以准确地理解西语，准确地理解负载于西语之中的西方思想，以及顺利地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通过汉语与西语的从容转换而熟练地在国际舞台上，按主流的语言工具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汉语由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变，对于中国文化生存于世界之中，对于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的崛起所起的作用，怎么估计无不会过高。

       然而，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同时是一种文化。在语言作为工具方面，从世界史演进大势的长时段看，汉语与西语的同质化，在全球化的思想和文化搏奕中，占了先机。但从文化方面讲，汉语与西语的同质化，又遮蔽了汉语本身的特点。汉语能够与西语同质化，在于汉语本身就内蕴着可以与之同质化的可能，正如汉语曾在一定程度上与梵语同质化，意味着汉语本身就内蕴着可以与之同质化的可能一样，但汉语与梵语的同质化，并未影响汉语的主要特征，正如佛教的中国化，并没有影响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一样。而汉语与西语的同质化，却基本上遮蔽了汉语的主要特征，汉语在理论上已经从一种以神为主的生命体转到一种以形为主的物质体。

汉语的特质意味着什么？

       汉语的特质与中国文化的特质紧密相连。正如中国文化讲究容纳八方，和谐万物，汉语也内蕴着这一精神。汉语由融合东西南北族群而产生，有一种以虚灵为核心的和合精神，汉语产生之后，吸纳着周边的少数民族语（从鲜卑到契丹到蒙古到满族等）的文化内容于其中，同时在与印度文化的对话中，吸纳其佛教内容于其中，现代以来，则全力吸纳西方文化于其中，然而，现代汉语，一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另方面，还处在食西不化的阶段。前面举例讲汉语的转变，读都可以感到，在语音和词汇上讲得较为清楚，而在语法上则讲得不甚清楚。而现代汉语的真正成功，必须体现在语法上，而汉语语法，从马建忠《马氏文通》、刘复《中国文法通论》（1920）、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以来，被批评为以西尺量汉语，淹没了汉语的特点。这一论题，吕叔湘、王力、陈望道、钱基博、张世公等著名学人多次谈及，20世纪后期，张世禄总结说：“汉语语法学的建立，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快要一个世纪了。在这八九十年中间，研究、学习汉语语法的，几乎全部抄袭西洋语法学的理论，或者以西洋语言的语法体系做基础，来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有时发现一些汉语语法的特点，觉得为西洋语法学上所不能概括的，就陆续加以增添补缀。越到后来，发现的特点越多，这种增添补缀的地方也越繁。所以越是新近发表的汉语语法学著作，内中阐述的语法体系表面上好像较前更精密了，实际上却足使学习的人越感到烦琐和难懂难记了。”[13]符合汉语自身特点的汉语语法的难于建立，暗示着汉语与西语的本质关系：汉语可以学习吸收西语，并按照西语的方式运用（这一点在中国走向世界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非常必须），但这只是汉语的特点之一，甚至不是汉语主要特质。汉语的主要特质，一是与中国悠长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理念相通，即汉语内蕴着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二是与西方（以现代物理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和（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德里达为代表的）现代哲学相通，即汉语内蕴着世界演进的宏伟远景。而西语是建立在古希腊（以几何学为代表的）古代科学和（以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哲学，建立在（以古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和以（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基础上的。而西方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困境，同样在西方语言上体现出来。明乎此，就可以意识到：一方面，汉语在现代化的大趋中走向西方，非常必要；另方面，汉语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找回自身的特质，同样非常必要。

      然而，现代汉语在非常必要地走向西语的同时，汉语自身的特质，虽然被遮蔽，但却在文学中被保存下来。当年汉语大举西化时，胡适就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把语言革命和文学革命紧密地关联在一起，而今汉语特质的去蔽，同样应是在一种关联中进行，不妨称为：汉语的文学，文学的汉语。中国文学自五四以来的演进，是一个内容复杂的故事。正如汉语的西化应被重新讲述和重新评估一样，中国当代文学的也应被重新讲述和重新评估。